三月媒体劳检,后来怎么了?
文/刘昌德
下周三,当五点半的下班时间一到,我会立马关笔电走人,揪同业们一起去pub喝一杯。我不会再跟他们说:「你们走先,我再花个几分钟写完这封email、或者写完这篇报导之后,就去会合。不会太久的…」
这是英国记者工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前年配合劳团发起的「准时下班日」(Go home on time day)活动中,一名记者给同业的公开信。新闻事件的不确定性与对工作的热情,让许多记者愿意尽可能地「等到截稿最后一刻」才下班,过劳因此成为常态。2012年对英国记者的调查显示,记者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接近40小时,比所有英国劳工的工时还要多6.3小时;以周休二日来计算平均工时,也就是记者每天比一般劳工多工作1个多钟头。
想要「准时上下班」的记者,不只在台湾容易受到「围剿」,在英国也是。不过英国记者工会的这位记者说:
我知道有一堆酸民会对「九点上班、五点半下班的记者」嗤之以鼻。多数记者也不是为了准时上下班而来当记者。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无怨无悔地牺牲自己的家庭与社交生活。…就像我报社许多同事一样,我每天傍晚为了等市议会结束而自愿加班… 碰到突发事件时,我也乐于跳出来尽力帮忙。…… 我们每天自动晚十分钟下班,加总起来每年就无偿志愿加班五天!
还不只这样。她补充说,如果把记者们总是志愿地带工作回家、在周末时间检查工作的email、下班时间继续用手机以报社帐号的推特贴文,那加班时间更可观了。
资方爱占劳工便宜、新科技的无所不在、以及记者的「责任感」,无止尽地压榨新闻工作者,不但让新闻媒体变成「血汗工厂」,更因为过长工时与压力而容易出现错误报导、或者图方便而抄网路「废闻」交差,降低新闻报导的品质,影响社会大众的权益。
面对新闻工作者的「普世困境」,台北市劳动局三月份对媒体「扫荡」,普查三十多家媒体,并主动邀集各家媒体工会与劳工团体等,以颇具创意的「陪检员」制度,协助劳动检查员「突破盲点」,以包括即时新闻发稿纪录等多元资料,比对出更为真实的记者工作时间纪录,让许多媒体人资经理哑口无言。这波劳检,所有受检媒体都「中箭落马」,罚款合计约1600万元,更让许多媒体老板稍微痛了一下。
随后劳动部也补枪。部长公开宣布记者不是责任制,只是有「责任感」;要提高罚款,想让媒体老板更痛一点;订定办法要以LINE等通联方式,希望可以更如实地计算外勤记者的真正工作时间。劳检之后,媒体血汗工作的长年沈疴,终于有了改善的契机。
劳检当然并非改善记者工时的终极武器。道理不难。这次「有效」的媒体劳检其实劳师动众,要如此大阵仗针对特定行业,地方政府每年能做一回就已经令人「肃然起敬」。劳检的强度与密度若有不足,不少资方就能心存侥幸。而就算一年罚款数十万元,总比真正发给一大群记者每月可观的加班费,来得划算。因此,光靠劳动检查,就要资方「就范」、记者工时与加班费回归正轨,显然不切实际。
因此,三月劳检的成果并不在于罚款金额,而是在于终于扣动了「扳机」以后,我们能接续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改善记者过长的工作时间与压力,以维护媒体内容品质。
首先,可以找出更有效的方式执行劳动检查的方式与结果,让资方违法的「成本」更高。劳动部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包括修改法规来提高罚款、更切实方式认定工时等。除了这些直接的手段之外,主管机关还能以更多的配套措施来加强劳检效果,包括在广电媒体换照与评鉴的规定中,明文加入包括劳动检查等劳资关系的「评分标准」,让恶质资方付出包括「撤照」等更大的代价。
但更有效的方式,并不能单靠政府。上有政策,下一定有对策。据闻,有报社要求记者每日「打卡」时间必须晚于发稿单的下午三点以后。当然不合理,但想保饭碗的小记者只能无奈配合,媒体资方也就能在paper work上符合一切规定。
改变的契机,还是掌握在记者自己手上。参与「准时下班日」活动的英国NUJ记者就说,
如果只有几个记者起身说我要准时下班了,没什么用,因为其他留下来加班的同事就得负责那些没完成的工作… 但我们继续这样无偿加班,只是让资方更容易找到借口裁员、而且更进一步加重我们的工时与压力。可是,如果所有记者今天都站起来说要准时下班了,那么这就会成为我们改变工时过长的开始。
团结真有力,不只是口号,也是事实。芬兰记者工会于2014年透过集体协商,就成功阻挡了资方减少记者假期天数的企图。像前面提到的资方「奥步」,如果只有一个记者说,发稿单之前我早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他可能立马被fire;但如果有更多的记者、甚至工会一起说,发稿单才算工时不合理,主管机关也更有机会介入与协助,局势就会扭转。
而三月媒体劳检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不同媒体工会得以互相学习经验,东森电视台员工更成功地成立工会,这正是朝向改善记者工作条件、提高媒体内容品质的最好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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