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到《幸福路上》的台湾动画与政治电影／刘昌德
要说《幸福路上》之前，先说说曾经感动六年级生的动漫《灌篮高手》。面对霸主山王的比赛，打了半场好球的黑马湘北，在对手一波凌厉攻势与压制防守下，第三节落后达20分。动漫迷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正是门外汉樱木花道这个“X因子”，没有明天般地用尽全力、只手激励了被打趴的队友，才拿下感动我们这个世代的逆转胜。
被一些评论视为“里程碑”的《幸福路上》，除了是一部本土制作的动画片之外，更是一部难得的政治电影。可是对于被打趴很久的台湾动画、以及被打趴更久的当代政治叙事来说，《幸》可以扮演樱木花道的角色，感动六年级生、也感动下一世代吗？
很希望它是，但可能还不行。
幸福路上海报（取自幸福路上脸书专页）
对六年级世代的我来说，看《幸福路上》能引发许多感触。因为我们这一辈四十年来经历过的政治路，包括戒严下的填鸭教育，解严前后的政治启蒙，九〇年代的民主风潮，及后来被执政党（们）“背叛”的种种，《幸》以一个带有原住民血统的本省人女生的前半生做了交代。更重要的是，尝试用说故事而“不说教”的方式，搭配平实画风，让我们一新耳目。
但这可能仅仅让我们这世代一新耳目而已。许多触动我们的回忆，快速地在《幸》当中跳跃飞出，像是小美冰淇淋或科学小飞侠那些不证自明的怀旧，或者像是《台湾人四百年史》与陈水扁胜选的政治符号与场景。六年级生或许还能勉强消化这些飞快的画面拼贴，但对20-30岁世代的多数观众来说，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中产生意义、进一步被打动，恐怕就很难说了。
同样作为近代史的政治电影，去年在韩国与台湾等地都卖座的《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做了一次示范动作。沈重的光州大屠杀，一开始被包装在粗线条的单亲爸爸贪财的糊涂旅程，让年轻世代与外国观众们都得以轻松地被喜剧元素“引诱”进政治电影当中。然后再以好莱坞动作片式的简化叙事，使得不熟悉韩国当代政治的观众们，接受主角的主观视角，也接受了编剧安排的光州事件解读。
虽然不必然复制好莱坞式叙事，但同样作为政治电影的《幸福路上》，如果要对下一世代诉说四十年的政治史，而不仅是六年级自嗨片，除了不说教之外，还需要更突出重围的叙事结构，才能吸引不熟悉那段政治史的下一代。
对于低迷已久的本土动画来说，《幸福路上》的出现，也让许多人重新燃起希望。1980年代以替美国代工制作开始发展的本土动画产业，始终未能在自制创作取得足够成绩。以动画电影来说，自1998年的《魔法阿妈》之后，本土自制动画大约都有每一两年一部的产量，可是戏院票房始终不振；相对于美国迪士尼、梦工厂，及日本的柯南或哆啦A梦系列电影，电影市场中的本土动画几乎被打趴。美日主宰的状况，同样出现在电视频道中的卡通播映比例。
就连《幸福路上》片中小琪的回忆，也都是日本卡通小甜甜的影子。而我想描述《幸》而用的《灌篮高手》梗，当然也是日本的。我们这一代的动漫回忆，是满满的美国与日本。
所以《幸福路上》的出现，虽然在本土动画中足以记上一笔，但要说《幸》是台湾动画产业发展里程碑，就还太早。
因为从《幸福路上》的产制模式及政府政策的展现来看，我们还没看到本土动画产业逆转胜的神启。在媒体访谈中，我们看到导演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想方设法地于有限资源与人力下，完成一部具有内涵的创作。从台湾新电影以来的手工业与艺术热情，贯穿在作品当中。但在报导中，我们没看到产业化的管理与制作过程，也没有政府的整体政策的具体展现（虽然蔡英文总统去年又说要支持本土动漫产业了）。本土动画的“产业”发展，还不在《幸福路上》。
当然，政治电影与动画产业的未来，并不是《幸福路上》制作团队所必须负担的沈重责任。但是要救赎特定类型的电影与本土动画，活络电影与动画产业是必须的道路，而不是单单依靠少数创作者的奉献与牺牲；否则再过四十年之后，我们还是只能以外来的动画作为集体记忆。
以《灌篮高手》的角色设定来说，《幸福路上》更像是曾经放荡而积弱的三井寿，用尽力气只能偶有佳作的射进三分。能激励台湾动画产业与开创政治电影类型的樱木花道，还没走到赛场入口。
（本文同时刊于UDN鸣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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