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到《幸福路上》的台灣動畫與政治電影／劉昌德
要說《幸福路上》之前，先說說曾經感動六年級生的動漫《灌籃高手》。面對霸主山王的比賽，打了半場好球的黑馬湘北，在對手一波凌厲攻勢與壓制防守下，第三節落後達20分。動漫迷都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正是門外漢櫻木花道這個「X因子」，沒有明天般地用盡全力、隻手激勵了被打趴的隊友，才拿下感動我們這個世代的逆轉勝。
被一些評論視為「里程碑」的《幸福路上》，除了是一部本土製作的動畫片之外，更是一部難得的政治電影。可是對於被打趴很久的台灣動畫、以及被打趴更久的當代政治敘事來說，《幸》可以扮演櫻木花道的角色，感動六年級生、也感動下一世代嗎？
很希望它是，但可能還不行。
幸福路上海報（取自幸福路上臉書專頁）
對六年級世代的我來說，看《幸福路上》能引發許多感觸。因為我們這一輩四十年來經歷過的政治路，包括戒嚴下的填鴨教育，解嚴前後的政治啟蒙，九〇年代的民主風潮，及後來被執政黨（們）「背叛」的種種，《幸》以一個帶有原住民血統的本省人女生的前半生做了交代。更重要的是，嘗試用說故事而「不說教」的方式，搭配平實畫風，讓我們一新耳目。
但這可能僅僅讓我們這世代一新耳目而已。許多觸動我們的回憶，快速地在《幸》當中跳躍飛出，像是小美雪糕或科學小飛俠那些不證自明的懷舊，或者像是《台灣人四百年史》與陳水扁勝選的政治符號與場景。六年級生或許還能勉強消化這些飛快的畫面拼貼，但對20-30歲世代的多數觀眾來說，能否在這麼短的時間中產生意義、進一步被打動，恐怕就很難說了。
同樣作為近代史的政治電影，去年在韓國與台灣等地都賣座的《我只是個的士司機》，做了一次示範動作。沈重的光州大屠殺，一開始被包裝在粗線條的單親爸爸貪財的糊塗旅程，讓年輕世代與外國觀眾們都得以輕鬆地被喜劇元素「引誘」進政治電影當中。然後再以好萊塢動作片式的簡化敘事，使得不熟悉韓國當代政治的觀眾們，接受主角的主觀視角，也接受了編劇安排的光州事件解讀。
雖然不必然複製好萊塢式敘事，但同樣作為政治電影的《幸福路上》，如果要對下一世代訴說四十年的政治史，而不僅是六年級自嗨片，除了不說教之外，還需要更突出重圍的敘事結構，才能吸引不熟悉那段政治史的下一代。
對於低迷已久的本土動畫來說，《幸福路上》的出現，也讓許多人重新燃起希望。1980年代以替美國代工製作開始發展的本土動畫產業，始終未能在自製創作取得足夠成績。以動畫電影來說，自1998年的《魔法阿媽》之後，本土自製動畫大約都有每一兩年一部的產量，可是戲院票房始終不振；相對於美國迪士尼、夢工廠，及日本的柯南或哆啦A夢系列電影，電影市場中的本土動畫幾乎被打趴。美日主宰的狀況，同樣出現在電視頻道中的卡通播映比例。
就連《幸福路上》片中小琪的回憶，也都是日本卡通小甜甜的影子。而我想描述《幸》而用的《灌籃高手》梗，當然也是日本的。我們這一代的動漫回憶，是滿滿的美國與日本。
所以《幸福路上》的出現，雖然在本土動畫中足以記上一筆，但要說《幸》是台灣動畫產業發展里程碑，就還太早。
因為從《幸福路上》的產製模式及政府政策的展現來看，我們還沒看到本土動畫產業逆轉勝的神啟。在媒體訪談中，我們看到導演如何在惡劣的環境中，想方設法地於有限資源與人力下，完成一部具有內涵的創作。從台灣新電影以來的手工業與藝術熱情，貫穿在作品當中。但在報導中，我們沒看到產業化的管理與製作過程，也沒有政府的整體政策的具體展現（雖然蔡英文總統去年又說要支持本土動漫產業了）。本土動畫的「產業」發展，還不在《幸福路上》。
當然，政治電影與動畫產業的未來，並不是《幸福路上》製作團隊所必須負擔的沈重責任。但是要救贖特定類型的電影與本土動畫，活絡電影與動畫產業是必須的道路，而不是單單依靠少數創作者的奉獻與犧牲；否則再過四十年之後，我們還是只能以外來的動畫作為集體記憶。
以《灌籃高手》的角色設定來說，《幸福路上》更像是曾經放蕩而積弱的三井壽，用盡力氣只能偶有佳作的射進三分。能激勵台灣動畫產業與開創政治電影類型的櫻木花道，還沒走到賽場入口。
（本文同時刊於UDN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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