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到《幸福路上》的台灣動畫與政治電影/劉昌德
要說《幸福路上》之前,先說說曾經感動六年級生的動漫《灌籃高手》。面對霸主山王的比賽,打了半場好球的黑馬湘北,在對手一波凌厲攻勢與壓制防守下,第三節落後達20分。動漫迷都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正是門外漢櫻木花道這個「X因子」,沒有明天般地用盡全力、隻手激勵了被打趴的隊友,才拿下感動我們這個世代的逆轉勝。
被一些評論視為「里程碑」的《幸福路上》,除了是一部本土製作的動畫片之外,更是一部難得的政治電影。可是對於被打趴很久的台灣動畫、以及被打趴更久的當代政治敘事來說,《幸》可以扮演櫻木花道的角色,感動六年級生、也感動下一世代嗎?
很希望它是,但可能還不行。
幸福路上海報(取自幸福路上臉書專頁)
對六年級世代的我來說,看《幸福路上》能引發許多感觸。因為我們這一輩四十年來經歷過的政治路,包括戒嚴下的填鴨教育,解嚴前後的政治啟蒙,九〇年代的民主風潮,及後來被執政黨(們)「背叛」的種種,《幸》以一個帶有原住民血統的本省人女生的前半生做了交代。更重要的是,嘗試用說故事而「不說教」的方式,搭配平實畫風,讓我們一新耳目。
但這可能僅僅讓我們這世代一新耳目而已。許多觸動我們的回憶,快速地在《幸》當中跳躍飛出,像是小美冰淇淋或科學小飛俠那些不證自明的懷舊,或者像是《台灣人四百年史》與陳水扁勝選的政治符號與場景。六年級生或許還能勉強消化這些飛快的畫面拼貼,但對20-30歲世代的多數觀眾來說,能否在這麼短的時間中產生意義、進一步被打動,恐怕就很難說了。
同樣作為近代史的政治電影,去年在韓國與台灣等地都賣座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做了一次示範動作。沈重的光州大屠殺,一開始被包裝在粗線條的單親爸爸貪財的糊塗旅程,讓年輕世代與外國觀眾們都得以輕鬆地被喜劇元素「引誘」進政治電影當中。然後再以好萊塢動作片式的簡化敘事,使得不熟悉韓國當代政治的觀眾們,接受主角的主觀視角,也接受了編劇安排的光州事件解讀。
雖然不必然複製好萊塢式敘事,但同樣作為政治電影的《幸福路上》,如果要對下一世代訴說四十年的政治史,而不僅是六年級自嗨片,除了不說教之外,還需要更突出重圍的敘事結構,才能吸引不熟悉那段政治史的下一代。
對於低迷已久的本土動畫來說,《幸福路上》的出現,也讓許多人重新燃起希望。1980年代以替美國代工製作開始發展的本土動畫產業,始終未能在自製創作取得足夠成績。以動畫電影來說,自1998年的《魔法阿媽》之後,本土自製動畫大約都有每一兩年一部的產量,可是戲院票房始終不振;相對於美國迪士尼、夢工廠,及日本的柯南或哆啦A夢系列電影,電影市場中的本土動畫幾乎被打趴。美日主宰的狀況,同樣出現在電視頻道中的卡通播映比例。
就連《幸福路上》片中小琪的回憶,也都是日本卡通小甜甜的影子。而我想描述《幸》而用的《灌籃高手》梗,當然也是日本的。我們這一代的動漫回憶,是滿滿的美國與日本。
所以《幸福路上》的出現,雖然在本土動畫中足以記上一筆,但要說《幸》是台灣動畫產業發展里程碑,就還太早。
因為從《幸福路上》的產製模式及政府政策的展現來看,我們還沒看到本土動畫產業逆轉勝的神啟。在媒體訪談中,我們看到導演如何在惡劣的環境中,想方設法地於有限資源與人力下,完成一部具有內涵的創作。從台灣新電影以來的手工業與藝術熱情,貫穿在作品當中。但在報導中,我們沒看到產業化的管理與製作過程,也沒有政府的整體政策的具體展現(雖然蔡英文總統去年又說要支持本土動漫產業了)。本土動畫的「產業」發展,還不在《幸福路上》。
當然,政治電影與動畫產業的未來,並不是《幸福路上》製作團隊所必須負擔的沈重責任。但是要救贖特定類型的電影與本土動畫,活絡電影與動畫產業是必須的道路,而不是單單依靠少數創作者的奉獻與犧牲;否則再過四十年之後,我們還是只能以外來的動畫作為集體記憶。
以《灌籃高手》的角色設定來說,《幸福路上》更像是曾經放蕩而積弱的三井壽,用盡力氣只能偶有佳作的射進三分。能激勵台灣動畫產業與開創政治電影類型的櫻木花道,還沒走到賽場入口。
(本文同時刊於UDN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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