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电影与影展的初衷-TFF和TIDF令人赞赏的策展视野
入选台北电影节映演，对于台湾青年导演的创作有重要的意义，图为2009台北电影节入选的《带我去远方》，图片来源：台北电影节粉丝专页
文／郭力昕
2014年在台北举办的两个影展，让电影专业人和影展观众都竖起拇指赞赏，它们分别是第16届「台北电影节」（TFF），以及第9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TFF在既有的影展传承与观众基础上，将一个内涵已渐趋「活动化」、「金马影展化」的电影节，方向清晰的开始拉回此电影节的前身、于1988年创办的「中时晚报电影奖」鼓励论述与创新的影展精神上。而TIDF则在暌违八年之后，从台中国美馆重新移回台北，在「国家电影中心」的组织架构下，委由一组常态化的年轻策展团队规划执行；他们在缺乏经验传承的条件下，生猛有力的通过这个影展，重新展示了纪录片与真实、政治与历史的对话，同时也关切对纪录片美学或叙事的多元可能。
台北的几个大型主流影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被赞助经费的政府部门期待为既有票房营收、又能收国际观瞻效果的活动。希望有票房营收，策展人在主题设计、选片方向与配套活动上，就要费尽心思讨好观众，将许多力气放在行销宣传上，选片口味也不得不一定程度的考虑流行可口的抢眼内容。过去策展人的苦水总是，立法院或市议会对影展售票成绩的要求，使赞助的中央或地方相关行政部门，把「业绩」压力转到策展团队身上。我们的民意代表们只会看数字与业绩的文化素养，一直没有多少长进，而行政部门对以影展培植本土电影创作土壤的意义，也缺乏认识、或不敢坚持，这些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故事了。但是在业绩要求下，若策展团队把影展变成办活动、拼票房的无奈负担，逐渐不自觉的内化为成就与目标的话，那就是台湾电影文化的遗憾了。
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习性下，2014年TFF和TIDF的两位年轻策展人郭敏容与林木材，分别在某种临危授命的情境下，以极为匆促的筹备时间，做出耳目一新且充满专业使命和品质的影展，就特别难能可贵，令人刮目相看。TFF的策展人郭敏容，原先负责北影节国际选片方面的工作，去年第一次挑大梁被指派为策展人，很快展现了她具备电影学术训练及国际经验的策展深度与视野。例如，去年「主题城市：华沙」的几项规划，以及「主题策划」里的子题，影片选择与主题理念都精细有趣，两个焦点导演的策划，以及当代波兰新锐导演的作品挑选，极具撞击力与深刻性，是一次观影的丰收。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台湾首映，任达华与导演陈果于台北电影节举行记者会
不仅如此，郭敏容在电影节的活动安排上，让人看到她对电影与电影人的尊重和费心。无论工作团队在作品映后主持讨论与对话上的用心品质，或者凸显电影人的意义与位置（在光点华山与新光影城的两个电影节会场，入围北影奖导演们以及主题导演的照片等资料，都在最显著的位置，而不是那些年轻演员或代言明星），抑或是其他的周边活动，策展人及其团队努力以赴的，总是聚焦在电影这件事，而不是影展的包装与热闹。忝为过去十余年来北影节的咨询委员，我得以先知道了2015年的TFF，在策展上将有更多充实、深刻的主题规划。郭敏容希望借着TFF的策展工作，逐步提出「电影节」究竟是什么，以及，在台湾的电影文化语境下应该是什么的理念与实践，让电影节不再只是电影文青一窝蜂的文化赶集，或创造票房的热闹活动。这是有想法与勇气的专业策展方向，值得更多的期待与鼓励。
去年由双年展改为年展、重新移师台北举办的TIDF，由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兼国家电影中心执行长林文淇领军，大胆启用此领域的年轻专业者组成策展队伍，并充分授权这组既缺乏足够物力、又缺乏经验传承的团队，规划影展方向与内容，在八年之后，让爱好纪录片的北部地区观众眼睛为之一亮。作为实质策展人的节目总监林木材，与活动总监吴凡，在很短的时间内，合力规划出各方专业一致肯定、并且竟然同时叫座的国际纪录片影展。尽管活动中不乏小瑕疵，但瑕不掩瑜，且经过第一次的操练，可以期待接下来的影展，在那些属于活动上的经验会熟练顺畅很多。
口碑首先来自观众。林木材在去年「318学运」的政治社会语境下，一鼓作气地勇猛规划了日本社运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回顾专题，和法国导演朗兹曼近十小时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经典纪录长片《浩劫》等等作品。这些虽为经典但都很「硬」的影片，竟也一票难求，且满座的观众全程观看、映后讨论热烈，让例如「再见小川绅介」的协同策展人马克‧诺恩斯赞叹，此现象前所未有，全球罕见。大胆的专题策划，也证明了八年之后北部地区纪录片观众的水平与潜力，已然颠覆了那些以为硬议题的政治性纪录片一定没票房的故步自封成见。我们可由此看到，那些喜欢拿自己保守心态的尺去定义或度量「观众口味」的人，其实一直在扮演着巩固既定思维、封锁启蒙机会、阻碍观众开展视野的舆论警察。
题材冷硬的纪录片仍有票房，并非肯定此影展在去年表现的重点。TIDF更值得被肯定的价值，在于它的策展人敢于在接手之初，就将这个台湾最重要的国际纪录片影展，拉回纪录片对现实与政治的连结上。电影学者孙松荣在此影展Festival Report里的〈2014 TIDF观察报告〉指出，这次影展很值得被赞许与鼓励的，是它的「一种积极介入社会的意图和批判意识」。孙松荣举出观众有目共睹的例子：除了为这次影展定调的小川绅介专题，还包括《公民不服从》得到台湾竞赛类首奖、揭露南韩大资本家剥削劳工与环境的《贪欲帝国》获颁国际竞赛类首奖、首度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得主是1980年代的「绿色小组」，以及特别规划具有异议精神的中国独立影像单元和论坛，等等。
记录台湾民主化过程的绿色小组获得TIDF首届杰出贡献奖，图片来源：2014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官网
最后一项，也是2014 TIDF的另一个创举。中国独立纪录片，过去在台湾的不同影展里皆能零星看到；但是以20部长短纪录片筑起「敬！CHINA独立纪录片焦点」的单元规划，并配合这个重点单元，邀请了几位中国过去以来最重要独立影像展的策展人齐聚台北，同台分享他们可敬的艰苦经验，则仍属前所未有。据了解，这是前文化部长龙应台推动纪录片文化的一个重点政策：她希望将台湾打造为华人纪录片创作、映演、交流的最重要的平台。因为台湾的言论自由，使这个纪录影片的文化生态，于可见的未来只能在台湾发生，那么我们应该善用这个优势，让纪录片成为台湾的一个文化亮点，也同时成为各华人社会以影像推动民主或深化社会进步的另一种渠道。就事论事，龙前部长的这个文化政策，及其所显示的视野，值得肯定。在推动的策略上，面对中共当局的草木皆兵、与对打压异议之范围的不断扩大，相关行政单位与政策执行者，可能都需要谨慎低调为之，避免过早将一个有意义的政策，陷入难以为继之境。
文化部的另一个相关政策，是希望将台湾的纪录片推向国际，包括期待TIDF运用不同方法加强其「国际性」。台湾的纪录片或任何文化事物，加强其国际视野，以免落入孤芳自赏的状态，当然并没有错；而台湾社会长久处于国际孤儿的自怜处境，让政府或民间都迫切地渴望以各种（速成）手段，让台湾被世界看见，虽常失之急切，但这种集体的国民心理也可以理解。但是在文化工作上，针对国际化的政策，我们必须要问文化部：「国际」究竟是指什么？台湾要将怎样的「国际」引入、同时想展现什么给「国际」？
长久以来，从政府、学界到民间，所谓国际，大体上指的是西欧与北美（最多加上日本），或者只是英语国家，甚至只是美国。东南亚/南亚不是台湾眼中的「国际」，中/西亚与非洲，则根本不存在文化地图里。西方文化发达国家的电影生产与积累，当然有参考价值，他们主控全球的影像市场，在现实意义上也无需特别排斥。但是，如果我们认定那才是「国际」，或者所谓国际化，就是要配合、屈从欧西文化景观和市场需求的话，反映到台湾纪录片的推动上，将会是怎样的景观呢？我可以想像，在这样的国际化想像下，TIDF的「国际化」，将会被要求要安置更多的西欧/北美的要人或名作，让它看起来更像个有「国际规格」的国际影展；而在台湾影片推到「国际市场」的方向上，则极可能会是一种能够让西方主流媒体与观众产生兴趣的内容或语法，大幅度影响着许多本地纪录片导演们的选材和表达方向。
其实，文化部已经参照具有丰富之国际影展提案经验的CNEX团队，以他们的实务经验，作为推动台湾纪录片文化走向国际的参考或典范。由几位台湾专业人士成立的CNEX，在北京建立起他们的基地，推动两岸三地的独立纪录片生产和行销。在北京那个对独立纪录片极度箝制的地方，CNEX能够存活、壮大，且多年来赞助独立导演拍片、举办具有品质的主题影展、并将华人纪录作品推向西方市场，这些成就实属不易，其决心与意志都令人敬佩。
CNEX团队在纪录片授权、保障创作者权益以投入再创作的动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图片来源：CNEX官网
然而，推向西方主流媒体市场的纪录片，它的「国际卖点」，其实主要就是迎合西方主流观众口味的内容、形式或趣味点；而通常这个趣味点，简化的说，就是要成为对西方观众而言有兴趣的内容：或者轻松「有趣」（具有异国风情）的人事物，或者非西方社会里的奇观与灾难事件，或者如果是具有政治性的议题，则是与他们自身相关或熟悉的事物。具有在地脉络性的、复杂的议题或现象，西方主流观众不太会感兴趣，因为他们普遍仍程度不同的有自居世界中心的心态，遥远或「边缘」世界的在地问题，不大在他们的视线或兴趣里。如果对照一下台湾社会是如何普遍不将日本以外的亚洲放在眼里，则西方观众的这种普遍心态应该不难想像。
因此，CNEX经验丰富、操作熟练的国际提案路径，如果是作为该基金会继续以走钢索的心情和策略、存活于北京的必要自保手段，且这手段不至最后自我异化为目的，那么配合西方口味的国际提案路线，我不但无可置喙且乐见其成。但是，台湾的文化主管部门，为了取得在西方的「国际能见度」，如果也用一种速成或媚外的包装或推销方式，将纪录片变质为文化产业与外销商品，恐怕就是非常讽刺的事，也将会是拿政府的政策影响力，损坏台湾纪录片文化意义的作为，我期期以为不可。据闻龙前部长曾询问，台湾纪录片的「侯孝贤」在哪里？这个问法，就反映了龙应台的一种现实短线思维，希望以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导演，将台湾的纪录片迅速拉拔到西方规范的国际舞台上。
这种将目光仍然放在西方文化舞台和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是台湾纪录片需要发展的方向。当政府对纪录片的推动，能在国际观摩、创作资源与人才培养的挹注上，扎实累积出更好的作品与论述，让它们同时具有在地性与普遍的美学高度时，它的国际性自然会出现，无需揠苗助长，也不应牺牲自身的文化主体和在地政治意义，以博取西方世界的认可。这是欣见TFF和TIDF的两位新世代策展人精彩的表现之余，一些延伸的心情和期许。
郭 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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