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週三, 二月 4th, 2015

回歸電影與影展的初衷-TFF和TIDF令人讚賞的策展視野

台北電影節入圍作品《帶我去遠方》

入選台北電影節映演,對於台灣青年導演的創作有重要的意義,圖為2009台北電影節入選的《帶我去遠方》,圖片來源:台北電影節粉絲專頁

文/郭力昕

2014年在台北舉辦的兩個影展,讓電影專業人和影展觀眾都豎起拇指讚賞,它們分別是第16屆「台北電影節」(TFF),以及第9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TFF在既有的影展傳承與觀眾基礎上,將一個內涵已漸趨「活動化」、「金馬影展化」的電影節,方向清晰的開始拉回此電影節的前身、於1988年創辦的「中時晚報電影獎」鼓勵論述與創新的影展精神上。而TIDF則在暌違八年之後,從台中國美館重新移回台北,在「國家電影中心」的組織架構下,委由一組常態化的年輕策展團隊規劃執行;他們在缺乏經驗傳承的條件下,生猛有力的通過這個影展,重新展示了紀錄片與真實、政治與歷史的對話,同時也關切對紀錄片美學或敘事的多元可能。

台北的幾個大型主流影展,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是被贊助經費的政府部門期待為既有票房營收、又能收國際觀瞻效果的活動。希望有票房營收,策展人在主題設計、選片方向與配套活動上,就要費盡心思討好觀眾,將許多力氣放在行銷宣傳上,選片口味也不得不一定程度的考慮流行可口的搶眼內容。過去策展人的苦水總是,立法院或市議會對影展售票成績的要求,使贊助的中央或地方相關行政部門,把「業績」壓力轉到策展團隊身上。我們的民意代表們只會看數字與業績的文化素養,一直沒有多少長進,而行政部門對以影展培植本土電影創作土壤的意義,也缺乏認識、或不敢堅持,這些都是我們早已熟悉的故事了。但是在業績要求下,若策展團隊把影展變成辦活動、拼票房的無奈負擔,逐漸不自覺的內化為成就與目標的話,那就是台灣電影文化的遺憾了。

在這樣的政治與文化習性下,2014年TFF和TIDF的兩位年輕策展人郭敏容林木材,分別在某種臨危授命的情境下,以極為匆促的籌備時間,做出耳目一新且充滿專業使命和品質的影展,就特別難能可貴,令人刮目相看。TFF的策展人郭敏容,原先負責北影節國際選片方面的工作,去年第一次挑大樑被指派為策展人,很快展現了她具備電影學術訓練及國際經驗的策展深度與視野。例如,去年「主題城市:華沙」的幾項規劃,以及「主題策劃」裡的子題,影片選擇與主題理念都精細有趣,兩個焦點導演的策劃,以及當代波蘭新銳導演的作品挑選,極具撞擊力與深刻性,是一次觀影的豐收。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台灣首映,任達華、陳果於台北電影節搞笑舉行記者會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台灣首映,任達華與導演陳果於台北電影節舉行記者會

不僅如此,郭敏容在電影節的活動安排上,讓人看到她對電影與電影人的尊重和費心。無論工作團隊在作品映後主持討論與對話上的用心品質,或者凸顯電影人的意義與位置(在光點華山與新光影城的兩個電影節會場,入圍北影獎導演們以及主題導演的照片等資料,都在最顯著的位置,而不是那些年輕演員或代言明星),抑或是其他的周邊活動,策展人及其團隊努力以赴的,總是聚焦在電影這件事,而不是影展的包裝與熱鬧。忝為過去十餘年來北影節的諮詢委員,我得以先知道了2015年的TFF,在策展上將有更多充實、深刻的主題規劃。郭敏容希望藉著TFF的策展工作,逐步提出「電影節」究竟是什麼,以及,在台灣的電影文化語境下應該是什麼的理念與實踐,讓電影節不再只是電影文青一窩蜂的文化趕集,或創造票房的熱鬧活動。這是有想法與勇氣的專業策展方向,值得更多的期待與鼓勵。

去年由雙年展改為年展、重新移師台北舉辦的TIDF,由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兼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林文淇領軍,大膽啟用此領域的年輕專業者組成策展隊伍,並充分授權這組既缺乏足夠物力、又缺乏經驗傳承的團隊,規劃影展方向與內容,在八年之後,讓愛好紀錄片的北部地區觀眾眼睛為之一亮。作為實質策展人的節目總監林木材,與活動總監吳凡,在很短的時間內,合力規劃出各方專業一致肯定、並且竟然同時叫座的國際紀錄片影展。儘管活動中不乏小瑕疵,但瑕不掩瑜,且經過第一次的操練,可以期待接下來的影展,在那些屬於活動上的經驗會熟練順暢很多。

口碑首先來自觀眾。林木材在去年「318學運」的政治社會語境下,一鼓作氣地勇猛規劃了日本社運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的回顧專題,和法國導演朗茲曼近十小時關於納粹集中營的經典紀錄長片《浩劫》等等作品。這些雖為經典但都很「硬」的影片,竟也一票難求,且滿座的觀眾全程觀看、映後討論熱烈,讓例如「再見小川紳介」的協同策展人馬克‧諾恩斯讚嘆,此現象前所未有,全球罕見。大膽的專題策劃,也證明了八年之後北部地區紀錄片觀眾的水平與潛力,已然顛覆了那些以為硬議題的政治性紀錄片一定沒票房的故步自封成見。我們可由此看到,那些喜歡拿自己保守心態的尺去定義或度量「觀眾口味」的人,其實一直在扮演著鞏固既定思維、封鎖啟蒙機會、阻礙觀眾開展視野的輿論警察。

題材冷硬的紀錄片仍有票房,並非肯定此影展在去年表現的重點。TIDF更值得被肯定的價值,在於它的策展人敢於在接手之初,就將這個台灣最重要的國際紀錄片影展,拉回紀錄片對現實與政治的連結上。電影學者孫松榮在此影展Festival Report裡的〈2014 TIDF觀察報告〉指出,這次影展很值得被讚許與鼓勵的,是它的「一種積極介入社會的意圖和批判意識」。孫松榮舉出觀眾有目共睹的例子:除了為這次影展定調的小川紳介專題,還包括《公民不服從》得到台灣競賽類首獎、揭露南韓大資本家剝削勞工與環境的《貪欲帝國》獲頒國際競賽類首獎首度頒發的「傑出貢獻獎」得主是1980年代的「綠色小組」,以及特別規劃具有異議精神的中國獨立影像單元和論壇,等等。

記錄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綠色小組獲得TIDF首屆傑出貢獻獎

記錄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綠色小組獲得TIDF首屆傑出貢獻獎,圖片來源:2014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官網

最後一項,也是2014 TIDF的另一個創舉。中國獨立紀錄片,過去在台灣的不同影展裡皆能零星看到;但是以20部長短紀錄片築起「敬!CHINA獨立紀錄片焦點」的單元規劃,並配合這個重點單元,邀請了幾位中國過去以來最重要獨立影像展的策展人齊聚台北,同台分享他們可敬的艱苦經驗,則仍屬前所未有。據瞭解,這是前文化部長龍應台推動紀錄片文化的一個重點政策:她希望將台灣打造為華人紀錄片創作、映演、交流的最重要的平台。因為台灣的言論自由,使這個紀錄影片的文化生態,於可見的未來只能在台灣發生,那麼我們應該善用這個優勢,讓紀錄片成為台灣的一個文化亮點,也同時成為各華人社會以影像推動民主或深化社會進步的另一種渠道。就事論事,龍前部長的這個文化政策,及其所顯示的視野,值得肯定。在推動的策略上,面對中共當局的草木皆兵、與對打壓異議之範圍的不斷擴大,相關行政單位與政策執行者,可能都需要謹慎低調為之,避免過早將一個有意義的政策,陷入難以為繼之境。

文化部的另一個相關政策,是希望將台灣的紀錄片推向國際,包括期待TIDF運用不同方法加強其「國際性」。台灣的紀錄片或任何文化事物,加強其國際視野,以免落入孤芳自賞的狀態,當然並沒有錯;而台灣社會長久處於國際孤兒的自憐處境,讓政府或民間都迫切地渴望以各種(速成)手段,讓台灣被世界看見,雖常失之急切,但這種集體的國民心理也可以理解。但是在文化工作上,針對國際化的政策,我們必須要問文化部:「國際」究竟是指什麼?台灣要將怎樣的「國際」引入、同時想展現什麼給「國際」?

長久以來,從政府、學界到民間,所謂國際,大體上指的是西歐與北美(最多加上日本),或者只是英語國家,甚至只是美國。東南亞/南亞不是台灣眼中的「國際」,中/西亞與非洲,則根本不存在文化地圖裡。西方文化發達國家的電影生產與積累,當然有參考價值,他們主控全球的影像市場,在現實意義上也無需特別排斥。但是,如果我們認定那才是「國際」,或者所謂國際化,就是要配合、屈從歐西文化景觀和市場需求的話,反映到台灣紀錄片的推動上,將會是怎樣的景觀呢?我可以想像,在這樣的國際化想像下,TIDF的「國際化」,將會被要求要安置更多的西歐/北美的要人或名作,讓它看起來更像個有「國際規格」的國際影展;而在台灣影片推到「國際市場」的方向上,則極可能會是一種能夠讓西方主流媒體與觀眾產生興趣的內容或語法,大幅度影響著許多本地紀錄片導演們的選材和表達方向。

其實,文化部已經參照具有豐富之國際影展提案經驗的CNEX團隊,以他們的實務經驗,作為推動台灣紀錄片文化走向國際的參考或典範。由幾位台灣專業人士成立的CNEX,在北京建立起他們的基地,推動兩岸三地的獨立紀錄片生產和行銷。在北京那個對獨立紀錄片極度箝制的地方,CNEX能夠存活、壯大,且多年來贊助獨立導演拍片、舉辦具有品質的主題影展、並將華人紀錄作品推向西方市場,這些成就實屬不易,其決心與意志都令人敬佩。

CNEX團隊在紀錄片授權、保障創作者權益上的努力,有目共睹

CNEX團隊在紀錄片授權、保障創作者權益以投入再創作的動能,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圖片來源:CNEX官網

然而,推向西方主流媒體市場的紀錄片,它的「國際賣點」,其實主要就是迎合西方主流觀眾口味的內容、形式或趣味點;而通常這個趣味點,簡化的說,就是要成為對西方觀眾而言有興趣的內容:或者輕鬆「有趣」(具有異國風情)的人事物,或者非西方社會裡的奇觀與災難事件,或者如果是具有政治性的議題,則是與他們自身相關或熟悉的事物。具有在地脈絡性的、複雜的議題或現象,西方主流觀眾不太會感興趣,因為他們普遍仍程度不同的有自居世界中心的心態,遙遠或「邊緣」世界的在地問題,不大在他們的視線或興趣裡。如果對照一下台灣社會是如何普遍不將日本以外的亞洲放在眼裡,則西方觀眾的這種普遍心態應該不難想像。

因此,CNEX經驗豐富、操作熟練的國際提案路徑,如果是作為該基金會繼續以走鋼索的心情和策略、存活於北京的必要自保手段,且這手段不至最後自我異化為目的,那麼配合西方口味的國際提案路線,我不但無可置喙且樂見其成。但是,台灣的文化主管部門,為了取得在西方的「國際能見度」,如果也用一種速成或媚外的包裝或推銷方式,將紀錄片變質為文化產業與外銷商品,恐怕就是非常諷刺的事,也將會是拿政府的政策影響力,損壞台灣紀錄片文化意義的作為,我期期以為不可。據聞龍前部長曾詢問,台灣紀錄片的「侯孝賢」在哪裡?這個問法,就反映了龍應台的一種現實短線思維,希望以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導演,將台灣的紀錄片迅速拉拔到西方規範的國際舞台上。

這種將目光仍然放在西方文化舞台和市場上的價值取向,不是台灣紀錄片需要發展的方向。當政府對紀錄片的推動,能在國際觀摩、創作資源與人才培養的挹注上,紮實累積出更好的作品與論述,讓它們同時具有在地性與普遍的美學高度時,它的國際性自然會出現,無需揠苗助長,也不應犧牲自身的文化主體和在地政治意義,以博取西方世界的認可。這是欣見TFF和TIDF的兩位新世代策展人精彩的表現之餘,一些延伸的心情和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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