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举国同庆耶诞，到全民英检与SSCI／郭力昕
在耶诞夜写这篇文章，不免落入我的成长记忆里。从四十多年前进入基督教大学的东海外文系开始，我似乎「理所当然」地浸淫在包括过耶诞节的一整套美国与西欧文化的养成教育里。少不更事的学生们，跟着系上几乎全是英美国籍的老师们一起过万圣节、耶诞节等西洋节日。东海大学并没有特别要说服我们变成基督徒，年轻活泼的美国老师带我们听Bob Dylan与Joan Baez，也教我们玩万圣节扮装。
我从没有宗教信仰，但尊重有信仰的人及他们的宗教，这也许跟东海那几年里的自由生活状态多少有点关系。耶诞季节坐在东海路思义教堂里听「东海圣乐团」唱圣诗是一种享受，因为教堂外的宁静星空与教堂内美好的空间设计和音响性，能使一种莫名的宗教感油然而生，尽管并无成为教徒的冲动。之后在美英两国先后求学的日子里，除却耶诞季鼓励消费的商业促销活动，我有机会更直接地领略西方社会在耶诞夜时的平安夜气氛。除了与家庭关系不睦、或距离太远回不了家的人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在跟家人团聚。
耶诞节的气氛是安静、温馨的，没有什么人在此时「狂欢」。在伦敦的那几年，我曾受邀到一个义大利裔的朋友家里过耶诞节，他的部分家人当天从义大利老家飞到伦敦，提着几篮新鲜食材与家乡料理，从下午起全家开始「耶诞晚餐」，一路慢慢吃到很晚，一面聊天或唱歌。我也曾在耶诞夜到伦敦的皇家亚伯特音乐厅聆听韩德尔的全本「弥赛亚」演出，或到天主教圣保罗大教堂听午夜弥撒。在宁静、庄严与美好的宗教音乐里，我总能感受到宗教的神圣感。
台湾每年碰到基督耶诞的节日时，则是另一番景象。
在台湾的西方宗教教友过耶诞节，理所当然。但台湾并非宗教国家，若计算有信仰的人口，则佛教信徒人数远超过基督教与天主教徒的总和，但是佛诞节的庆祝规模，却远远无法跟耶诞节那种无所不在、举国同欢的程度相比，遑论完全不在大众视线里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商业领域藉耶诞节促销商品、制造惯性甚至强迫性的欢乐气氛，机械式地规定大小商场的售货员带起耶诞老人红帽或糜鹿角造型的滑稽绒布帽，卖场里反复播放叫人耳朵起茧的Jingle Bells或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这些虽然令我抓狂，都还可以理解。
公共空间、教育体系疯耶诞
然而，台湾的公共空间、传播媒体、各级校园、政府机关，以至于全台的商场店家、办公大楼、住宅大厦、以至于许多家里客厅，不假思索的竖起超大型或各式耶诞树，挂上流苏小灯泡和饰物，寄发耶诞贺卡，以学校的扩音系统在午休时间播放耶诞歌曲（我经过两间台北市区的中小学，都听到从教室或公共区域里溢出人行道的英文耶诞歌曲），公家机关或学校庆祝耶诞快乐的电子看板与跑马灯，或在媒体上大肆报导耶诞相关活动…，比庆祝国家节日还热烈许多的庆祝著基督诞辰，则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相信年复一年如此庆祝耶诞的行为，会是各级政府或学校主管的要求或指令，它更可能是各单位自发形成的「全民运动」。但各级主管看到这些自发行为也基本视而不见、习焉不察，可能觉得岁末弄点耶诞气氛挺好挺温馨。
同样内化具特定西方宗教意义为自身「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还包括了结婚典礼与拍结婚照时，不假思索地就穿起白纱礼服这件事。这类长久以来在台海两岸见怪不怪的以美国／西方文化为准绳的各种现象、举措或「仪式」，罄竹难书。例如，每年二月底或三月初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台湾多年来电视直播之余，在隔天各类媒体报导篇幅之大，隆重和兴奋的程度超过美国国内的大多数媒体，好像是台湾自己家里举办的年度电影盛事。
在中共当局抵制共产党员与大学校园庆祝或消费耶诞节相关活动的此时，我提这个司空见惯的台湾现象，貌似有些尴尬了。一个批评中共举措的说法是，中共禁止过耶诞节这类西方大众文化的「精神鸦片」，表面上是维护文化主体，其实是害怕人民建立西方或其他宗教信仰而抛弃马列共产主义信仰，以避免美国或其他势力不断通过宗教渗透进来。也有网路评论者认为，由于中国快要与梵谛冈建交、让台湾再失一个邦交国，所以今年抵制耶诞节的打压力道已经比往年弱了些。
中国政府处理宗教的相关措施与方法，是个具争议性的复杂议题，此处暂不议论。但是今日中国都会中产民众对过洋节的疯狂热爱程度，可能比今日的台湾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则是近年来的明显现象。虽然对岸社会的某种集体状态有其特殊的政治社会因素，在耶诞节或其他洋节日借机狂欢，也许有着移转压抑情绪或暂时逃避现实的作用，其实可能相当无奈，但两岸华人社会非关宗教的以过耶诞节作为向往、内化美国或西欧生活方式的代表性体现，我认为背后的心理大抵是一样的：两岸华人社会对美国／西欧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的无尽想像或钦羡，以及对自身文化的根深自卑。
台湾未曾被美国或英国殖民过，而在文化上有如此严重或全面之无意识自我殖民的心理状态，从短一点的历史来说，大约是1950年代以来国民党政府一贯的亲美政策，与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政府「绿」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同样亲美路线，所带来的台湾全面崇拜美国一切文化的结果。远一点的历史，则通常从鸦片战争之后华人至今未曾真正离开过的民族与文化自卑的效应说起。这种自卑感表现在对岸华人社会的一种常见方式，就是大国经济崛起后炫富膨风和对西方列强叫嚣的中国民族主义姿态。这种姿态反映的心理通常不是真正的内在自信，而恰恰是相反。
欠缺主体的看见台湾
台湾已经没有经济或国力等这类东西可耀武扬威，又在长期崇美、依附和缺乏国际舞台的状态下，集体的自卑情结是反映在拼命想要让世界看见台湾、被国际社群认可的强烈渴望里。台湾社会在解严三十年以来，其实缓慢建立起来了许多扎实的、可以建立我们内在自信的成绩，但是两党政府看不到或者也不在乎那些事物，他们至今的眼界和能力，总是只能以最浅薄浮夸和自欺欺人的方式，自我催眠的认为那些方式可以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或能见度。在百年树人的高教领域里，我们因此看到从教育部到各「顶尖大学」，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汲汲营营于「英语化」的评量概念，认为英语化就是国际化，以及被英语世界操作的大学「国际排名」。
于是，提升所谓「学术竞争力」的作法，是不计代价、牺牲许多大学基本目的以疯狂拼「国际排名」，其潜规则包括要求院系新聘教师要具有国外博士学位，要求他们一旦受聘必须投稿SSCI／SCI期刊的英文论文，必须至少开一门以英文授课的课程；而学生则被要求要有英语检定成绩才能毕业的分数门槛。许多学者已经通过研究、分析或评论文字，讨论了以英文发表论文、以至于挤入所谓「国际排名」，跟本国学术的茁壮或国际竞争力并无多大关系，而学生的英检成绩也与英语能力无啥关系，多半只是学了些答题技巧，并顺便图利了相关厂商。
我在这篇文字里暂不展开教育部和台湾的大学里那些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各种荒谬自欺的作为。我只是先指出，让这些教育部官员和大学主管们疯狂于国际化等于英语化的迷思背后，是源于怎样一种集体的崇美与自卑情结，而这样的心理如何在平日的生活方式和细节里不断巩固和强化。全民庆祝耶诞节，看似无伤大雅，大抵只是个商业消费行为，但是日常生活的政治性作用，就在这里面不断成为牢固不破的价值系统、标竿和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不计较、不拒绝那些内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的话，我们恐怕无法真正抵抗或反对得了国家层级或权利掌控者的各种缺乏思想与基本价值的作为。
原文同步刊登于《报导者》
郭 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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