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三, 十月 11th, 2017

不只是《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 想那边陲的台湾与香港电影业/张十七

若问为什么南韩的电影工业能推出《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而台湾或香港不能?常见就把电影界挑战政治禁忌的可能性比上一比,然后得出政治开放度各有不同的结论。好比麦乐文的〈直面善恶之必要〉说:面对历史伤痕,南韩片商好有勇气敢于血淋淋地再现独裁者暴行;相比起来台港扭捏犹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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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文化工业里,这理应不是勇气的问题。对民主社会的市场而言,镇压人民是绝对的恶,正好合适惯于一刀切的商业电影叙事。已被公认的独裁者和小人物的对立,既提供了故事必要的张力元素,也在「民主进程」的共同记忆中作为可跨文化消费的常见题材。所以即使光州事件对多数华人乃至于大部份的海外消费者,既不切身也无从关心起,但军队警察具现的国家暴力,总是常存你我心中,让这些张力元素可以想都不想地就在脑中对号入座。

然而,如果我们已经同意最好不要「想都不想」去看历史,我们就应该小心「拍一部像《计程车司机》的二二八/白色恐怖电影」这样的主张。我的意思是,将需要争议的历史事件输入电影业,输出成在枪杆阴影下展现人性光辉、让观众有笑有泪的老套路,或许合适大规模且资本集中的南韩,但不见得合于当前在华语影视业中被边缘化的台湾与香港。在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尺度上,台湾与香港,扭捏一点或许不是坏事。

想想堪可对比的《悲情城市》和《十年》展现出拷问观众的实验精神。侯孝贤曾开玩笑地说他为了省钱才惯用长镜头拍摄,意外造就了另类细水长流、「后劲很强」的叙事风格;预算短缺的《十年》在几个直白的短篇外也收了突兀前卫的「冬蝉」。同样处理国家暴力的题材,他们在扭捏中摸索不同的表现方式。

被迫扭捏与被迫摸索,是文化工业辩证发展的规律。资本总是一再复制成功的模式直至观众厌倦为止,而后通过暂时地拥抱实验性作品直到再找到下一个成功模式。也就是说,实验前卫内在于文化工业的运转中,通过不断的自省,更新与推进了文化工业。

而今,不同于九○年代的黄金阶段,台湾与香港的资本与人才在成熟后不断地向中国移动,形成新的中心与边陲格局。在此格局下,相对于具有资本与市场集中优势的中国,台湾与香港作为边陲的特殊性在于可以自由地实验另类的作品,同时保有与蕴孕区域性的文化特色。比如香港近十年在资本人才外流的压力下,出现所谓的「特区新浪潮」、「鲜浪潮」等本地电影,浪潮一波波显示了香港影人不断地在技法、风格甚至是题材上尝试变化。站在浪头上的工作者主要是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但通过反复操作实验,亦终有在商业市场上站稳的佳作,比如《树大招风》。

按此,对比于南韩扩张型电影工业出品的《计程车司机》,我们要如何拍出台湾本地风格的政治议题作品呢?或说,如何维持一个开放的影视业可以产出多样的实验性作品?或许是更有趣与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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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十七

张 十七

脱离土地让我感到干渴,所以相信农作、生活和知识活动一样都要有机的才好。是说一再看到人在无机的状态下也是活得天真自在,也就经常会在好与不好间挣扎。满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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