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三法修法不能刻意松绑：缺乏有序的审查，必伤民主根基/张春炎
原刊登处：自由评论网
近期，立法院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立委联手推动《广电三法》修正，引发新闻专业社群与公民社会的高度警讯。从目前公开的修正对照表、动议内容与审议方式来看，这波修法并非零星、技术性的制度调整，而是一套具有高度一致方向的结构性松动工程，其影响层面，已直指台湾新闻自由的制度根基。
值得强调的是，问题不仅出在修法内容本身，更出在修法「如何被推动」。媒体监理制度关乎民主社会的公共沟通结构，理应承载高度公共性与宪政价值。然而，本次修法过程却缺乏充分的公听会与实质社会对话，新闻专业者、学界与公民团体的意见，未能有效进入立法程序。如此封闭且快速的审议方式，使重大制度变动缺乏民主正当性，也让社会无从建立必要的共识。
在民主国家，立法程序本身即是民主的一部分。当程序失序，即便条文高举「自由」之名，也难以避免伤害自由的实质内涵。
回到修法内容，本次《广电三法》修正最具争议之处，在于同时松动「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结构性原则，并削弱新闻频道执照的审照、评鉴与退出机制。这样的双重调整，实际上是在高度破坏新闻自由得以成立的制度条件，而非强化其保障。
新闻自由在民主宪政体制中，从来不是免于制度监督的特权。相反地，它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正是因为媒体被赋予公共监督的角色，并因此必须承担公共责任。宪法所保障的言论与新闻自由，并非仅属于媒体经营者，而是属于全体公民「透过独立媒体获取可信资讯」的权利。
也正因如此，国家不仅不得恣意干预媒体，更负有积极义务，防止政治权力与资本力量渗透新闻体系，防止任何特权破坏新闻媒体扮演第四权的功能。「党政军退出媒体」并非历史包袱，而是民主社会为防止权力垄断资讯管道所建立的制度防线。
然而，当修法将结构性禁止改写为事后认定的行为规范，并同步弱化罚则与监理工具，等同于默许政治权力得以透过资本形式，合法进入媒体所有权结构。这样的设计，将使政治的黑手再度隐形、不受规范且难以究责的进入新闻媒体，结果将是侵蚀公共利益也大大伤害民主制度。
同样令人忧心的，是对新闻台执照制度的全面松动。新闻频道并非一般商业事业，它使用有限的传播资源，并对民主舆论具有结构性影响。执照制度的存在，目的正在于确保新闻媒体能够相当程度的回应公共利益的期待，让自由多元的新闻能够被负责任的产制和使用。
若换照审查沦为形式审查，评鉴与废照机制被程序性瘫痪，那么制度将失去淘汰失格经营者的能力。一但有少数媒体以长期新闻品质低落、违规纪录累积，却仍可继续占用频道、影响公共舆论，将造成劣币占领稀缺的新闻频道。此外，也导致负责的新闻自由、公共监督机制走向瓦解。
诚然现行广电三法有值得修改之处，而真正值得社会思考的是：如果现行法制确有不符数位汇流与媒体生态变迁之处，修法的方向应是通盘检讨、整体调整，而非选择性拆解关键防线。合理的改革，应着力于强化所有权透明、制度化保障新闻专业自主、保留可实际运作的退出机制，并在资讯公开与专业安全之间取得适当平衡，而不是让权力更容易介入、让制度更难问责。
在此提醒，新闻自由的核心，不在于让政治或资本力量行动的更自由，而在于让公共监督得以持续运作。第四权的正当性，来自专业、责任的制度授权，相对不负责任的新闻营运自然也应该受到监督和有效检视。若修法方向背离此一原则，民主台湾失去的，将不只是媒体制度的品质，而是民主社会自我修正的能力。
立法院此刻所面对的，不只是一次媒体法制调整，而是一场关于民主制度底线的考验。蓝白部分立委的刻意修法，若不能回到宪政价值与公共利益为核心，即便完成立法程序，也难以向社会交代其民主正当性。
（作者为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理事长）
媒改社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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