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现象”加工厂
美国上周刚举办完首场总统选举的辩论。泰半的舆论反映川普表现不佳，柯林顿展现领袖气质。即便各种民调数字显示在民众的好恶上，两者互有输赢，川普未必是输家，但所谓“川普现象”这颗气球，随着辩论双方的短兵相接，以及后续在社群媒体上掀起事实查证的效应，预料仍将不断膨风。
所谓“现象”，当与川普宣布参选以来便恶评不断有关。除了他数年前对欧巴马并非出生于美国的指控始终无法证实外，他的言词反复、筑高墙挡非法移民论、在外交立场上重返孤立主义的倾向，乃至歧视女性的言论以及最近爆出的零缴税争议等，在在与美国政治建制化的中道价值相左。除了少数的媒体如纽约邮报、观察家报、福斯新闻，以及一些脱口秀电台仍对他有善，一些拥共和党的报纸已阵前倒戈，转而支持柯林顿。连最普罗的“今日美国”（USA Today）报最近也打破发行34年以来不表态的惯例，公开主张川普“不适任总统一职”。其他主流媒体的揶揄、批判就不消说了。川普在党内也不无杂音。今年年初，在正式代表共和党参选前，党内的国安顾问已经发表声明，认为川普的政策主张不能代表美国整体的利益。
然而即便如此，川普依旧一路过关斩将，撑到选举最后一哩路。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者比率，显然与恶评成反比。川普的崛起，在共和党内有其复杂的渊源，包括党内建制派的分裂，也包括初选制度让走偏锋政见的候选人容易出头。几年前的茶党运动成功号召党内主张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已透露征兆。川普除了收割这个路线，更凭着他个人的反建制的立场，迅速甩开茶党，成为共主。
若说媒体为川普现象加工，一点也不为过。选战过程中，柯、川两人的民调数字始终不相上下。即便明著反川普的舆论、民意俯拾皆是，但有此一说：支持川普的民意，才是“沉默的多数”。何以致之？当政治正确已经制式的成为那个或这个“不能说”，川普的政治语艺策略是硬踩上政治正确的红线。他深黯夸张的肢体语言以及煽动的用词，在电视镜头前比起字斟句酌的政策宣示，或小心翼翼的避开种族、性别、阶级或基因歧视的语汇，更容易引起特定选民的共鸣。特别在操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对于外来族群、税赋公平或社会治安败坏的焦虑上，他知道观众想听什么。他的善恶二分逻辑，以及简单的法律与秩序论调看似狂妄，却对于凡事讲求政治正确、但习惯拐弯抹角的柯林顿，犹如嘲讽。
这种对比，并置在习惯赛马式的处理候选人选战竞争的电视新闻萤幕，其只在乎民调数字与一般民众情绪反应，但不太在意政见内容的报导公式，成了川普式魅力最好的催化剂。他也由此吸纳了一群常态化两党政治对决下，深感被边陲化的民意。
美国新闻媒体言论的极化，由来已久。雷根总统时代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1987年废除了行之有年的“公平原则”（fairness principle）。该原则规范广播业者保留一定比例的节目讨论公共利益相关的话题，同时要求新闻呈现话题时，应力求将对立观点平衡呈现。规范解除后，电视台、电台可以有立场，不需顾及提供民众多元观点的义务。加上有线、卫星带来广电频道数量的激增，各家为了巩固收视基本盘，以越来越辛辣的言论提振收视率，这恰恰给了极端政治立场藉媒体舆论卡位的机会。
或许正因为这种极端化的媒体言论倾向，这次两位候选人的民众爱戴程度创历史新低。对于这个现象，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认为：“如果任何国家有两组、乃至三、四组的参选者，但没有一组的表现满足选民，那表示或许那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已过度政治化，却缺乏政治文化。”如果民主政治的理想实践，是选民专注投入公共事务的讨论，从电视频道到今天的社群媒体，真正被实践的却是资讯的泛滥所带来的注意力游移、涣散的效应。大部分商业媒体回报给这个效应的，是炒热越来越轻薄的花絮，耸动的标题，以及收拢在政治光谱上犬儒、非敌即友的信徒。正是这样的过度政治化环境给了川普擅场的舞台，也让“反川普”的情绪透过媒体不断放大。或许要到了像辩论的场合，当参选者必须有两分钟的独白解释立场、需要面对对手的质疑，或者应付主持人尖锐的提问，而非架离造势现场任何出言不逊的反对者，一个政治人物适格与否的立体面，才有办法显现。
台湾也有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媒体环境，以及一个造成极端化倾向很类似的政治言谈生态。我们高度活泼的电视政论，虽然看似媒体问责角色的伸张，实则它绕过了问责伦理最基本的关键—事实查证。对于公共事务的政治面“高度质疑”或“合理揣测”，使得很多讲法与指控都可以不用小心求证。如果川普现象的征兆之一是他扯谎不必打草稿，绕过事实的查证的环节意图直接影响他认为可以受他影响的人，台湾近几年来把这种言论免责的特权给了数量并不多，但周游各个节目间的政论名嘴。
我们没有川普，却有“川普现象”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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