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現象」加工廠
美國上週剛舉辦完首場總統選舉的辯論。泰半的輿論反映川普表現不佳，柯林頓展現領袖氣質。即便各種民調數字顯示在民眾的好惡上，兩者互有輸贏，川普未必是輸家，但所謂「川普現象」這顆氣球，隨著辯論雙方的短兵相接，以及後續在社群媒體上掀起事實查證的效應，預料仍將不斷膨風。
所謂「現象」，當與川普宣佈參選以來便惡評不斷有關。除了他數年前對歐巴馬並非出生於美國的指控始終無法證實外，他的言詞反覆、築高牆擋非法移民論、在外交立場上重返孤立主義的傾向，乃至歧視女性的言論以及最近爆出的零繳稅爭議等，在在與美國政治建制化的中道價值相左。除了少數的媒體如紐約郵報、觀察家報、福斯新聞，以及一些脫口秀電台仍對他有善，一些擁共和黨的報紙已陣前倒戈，轉而支持柯林頓。連最普羅的「今日美國」（USA Today）報最近也打破發行34年以來不表態的慣例，公開主張川普「不適任總統一職」。其他主流媒體的揶揄、批判就不消說了。川普在黨內也不無雜音。今年年初，在正式代表共和黨參選前，黨內的國安顧問已經發表聲明，認為川普的政策主張不能代表美國整體的利益。
然而即便如此，川普依舊一路過關斬將，撐到選舉最後一哩路。民調顯示川普的支持者比率，顯然與惡評成反比。川普的崛起，在共和黨內有其複雜的淵源，包括黨內建制派的分裂，也包括初選制度讓走偏鋒政見的候選人容易出頭。幾年前的茶黨運動成功號召黨內主張保守經濟政策的右翼人士，已透露徵兆。川普除了收割這個路線，更憑著他個人的反建制的立場，迅速甩開茶黨，成為共主。
若說媒體為川普現象加工，一點也不為過。選戰過程中，柯、川兩人的民調數字始終不相上下。即便明著反川普的輿論、民意俯拾皆是，但有此一說：支持川普的民意，才是「沉默的多數」。何以致之？當政治正確已經制式的成為那個或這個「不能說」，川普的政治語藝策略是硬踩上政治正確的紅線。他深黯誇張的肢體語言以及煽動的用詞，在電視鏡頭前比起字斟句酌的政策宣示，或小心翼翼的避開種族、性別、階級或基因歧視的語彙，更容易引起特定選民的共鳴。特別在操弄白人中產階級男性對於外來族群、稅賦公平或社會治安敗壞的焦慮上，他知道觀眾想聽什麼。他的善惡二分邏輯，以及簡單的法律與秩序論調看似狂妄，卻對於凡事講求政治正確、但習慣拐彎抹角的柯林頓，猶如嘲諷。
這種對比，並置在習慣賽馬式的處理候選人選戰競爭的電視新聞螢幕，其只在乎民調數字與一般民眾情緒反應，但不太在意政見內容的報導公式，成了川普式魅力最好的催化劑。他也由此吸納了一群常態化兩黨政治對決下，深感被邊陲化的民意。
美國新聞媒體言論的極化，由來已久。雷根總統時代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於1987年廢除了行之有年的「公平原則」（fairness principle）。該原則規範廣播業者保留一定比例的節目討論公共利益相關的話題，同時要求新聞呈現話題時，應力求將對立觀點平衡呈現。規範解除後，電視台、電台可以有立場，不需顧及提供民眾多元觀點的義務。加上有線、衛星帶來廣電頻道數量的激增，各家為了鞏固收視基本盤，以越來越辛辣的言論提振收視率，這恰恰給了極端政治立場藉媒體輿論卡位的機會。
或許正因為這種極端化的媒體言論傾向，這次兩位候選人的民眾愛戴程度創歷史新低。對於這個現象，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認為：「如果任何國家有兩組、乃至三、四組的參選者，但沒有一組的表現滿足選民，那表示或許那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已過度政治化，卻缺乏政治文化。」如果民主政治的理想實踐，是選民專注投入公共事務的討論，從電視頻道到今天的社群媒體，真正被實踐的卻是資訊的氾濫所帶來的注意力游移、渙散的效應。大部分商業媒體回報給這個效應的，是炒熱越來越輕薄的花絮，聳動的標題，以及收攏在政治光譜上犬儒、非敵即友的信徒。正是這樣的過度政治化環境給了川普擅場的舞台，也讓「反川普」的情緒透過媒體不斷放大。或許要到了像辯論的場合，當參選者必須有兩分鐘的獨白解釋立場、需要面對對手的質疑，或者應付主持人尖銳的提問，而非架離造勢現場任何出言不遜的反對者，一個政治人物適格與否的立體面，才有辦法顯現。
台灣也有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媒體環境，以及一個造成極端化傾向很類似的政治言談生態。我們高度活潑的電視政論，雖然看似媒體問責角色的伸張，實則它繞過了問責倫理最基本的關鍵—事實查證。對於公共事務的政治面「高度質疑」或「合理揣測」，使得很多講法與指控都可以不用小心求證。如果川普現象的徵兆之一是他扯謊不必打草稿，繞過事實的查證的環節意圖直接影響他認為可以受他影響的人，台灣近幾年來把這種言論免責的特權給了數量並不多，但周遊各個節目間的政論名嘴。
我們沒有川普，卻有「川普現象」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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