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记者上班打卡的劳检,这是要逼死谁?
文/刘昌德
柯P开放政府尝试以iVoting遴选劳动局长,过程峰回路转后由长期投入工运的赖香伶胜出。她当选后首次接受媒体访问公开表示,落实劳动检查以改善劳工处境;而台湾记者超时工作与过劳的情形很多、且许多在第一线持续付出,所以劳动检查的首波对象就是媒体业。
新闻记者工作血汗并不是新闻。两个月前“媒体劳动权益工作小组”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多数记者都超时工作、也没有加班费,有时连休假都被“吃掉”。新闻工作的时间压力让许多记者出现焦虑与幻听等症头,而电视摄影记者则因为扛机器而出现脊椎侧弯等职业伤害。
赖局长政策谈话一出,饱受血汗工作之苦的记者大为叫好。不过对于劳动政策,资方向来是下有对策。为了“应付”市政府将来的劳动检查,随即传出有媒体要求旗下记者必须到报社打卡上班。媒体工作者戏称,如此一来记者工作变成“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超时工作的血汗事实改变不大,还丧失了原本外勤工作的一点点弹性。
不过赖局长立意良善的媒体劳动检查,不能因为资方扭曲而却步。
其实台北市劳动局也已经对媒体做过劳动检查。在台北市劳动局今年公布的违规纪录中,苹果日报因为没有劳工出勤记录表,三立电视台则因为未给加班费、每天工时超过12小时,“吃”休假等问题分别受罚。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觉得很冤,因为要外勤记者回报社打卡很难做到,希望能够对平面媒体“弹性调整”。
苹果日报社方的说法点出一个重点,但不是对平面媒体或新闻业者“通融”的调整,而是主管机关的劳动检查应该放弃“方便”的传统方式、调整为符合媒体现实问题的作法,而资方更应该改变“占劳方便宜”的心态、调整为配合劳动法规以提供记者合理工作环境的态度。
以报社记者平日的工作时间来说,可能从前一晚在家里与长官Line讯息的讨论(或被指派)开始,然后一早到采访现场或用电话与受访对象约时间,接着采访同时也三不五时都在写即时报导,到晚上最后一条即时发出之后,还得担心长官的临时夺命call。外人可能看到记者多数时间杵在现场,跟人聊天或划手机看笔电,与一般上班族在办公室内的操劳状况差很大。但实际上,长时间待命或蒐集资料、以及即时性的压力,才构成了记者日常工作的主要工时问题。
记者工时过长的问题,是“置备出勤纪录表”不能改善的。而报社更不该借此要求记者一早来打卡、却同时也要记者“下班时间无极限”随时报导突发;这样不过是“转嫁成本”给记者劳工,一方面应付劳检法规、另一方面加强对记者工作的监控。
那么劳动检查的方式、及要求资方改善的方向,可能怎么做?对于报社记者工作时间的计算与检查,传统一点的作法,可以定期进行记者问卷调查、或者抽样个案的参与纪录;多依赖新科技一点的作法,则可以采取资讯数据蒐集的方式,以即时新闻的发稿时间前后各增加合理时间长度的方式计算。而报社则除了必须控制每日工作时间长度、以及每周休假日数之外,在突发新闻或灾难等特殊事件报导中,则该落实排班与轮休制度。
有了符合实际的工时检查作法,才有可能改善台湾媒体长期以来“工时过长、压力过大”的问题。至于聊备一格的“出勤纪录表”,劳检时可别拿来当尚方宝剑–除非是想让业者借此逼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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