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記者上班打卡的勞檢,這是要逼死誰?
文/劉昌德
柯P開放政府嘗試以iVoting遴選勞動局長,過程峰迴路轉後由長期投入工運的賴香伶勝出。她當選後首次接受媒體訪問公開表示,落實勞動檢查以改善勞工處境;而台灣記者超時工作與過勞的情形很多、且許多在第一線持續付出,所以勞動檢查的首波對象就是媒體業。
新聞記者工作血汗並不是新聞。兩個月前「媒體勞動權益工作小組」的一項調查就顯示,多數記者都超時工作、也沒有加班費,有時連休假都被「吃掉」。新聞工作的時間壓力讓許多記者出現焦慮與幻聽等症頭,而電視攝影記者則因為扛機器而出現脊椎側彎等職業傷害。
賴局長政策談話一出,飽受血汗工作之苦的記者大為叫好。不過對於勞動政策,資方向來是下有對策。為了「應付」市政府將來的勞動檢查,隨即傳出有媒體要求旗下記者必須到報社打卡上班。媒體工作者戲稱,如此一來記者工作變成「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超時工作的血汗事實改變不大,還喪失了原本外勤工作的一點點彈性。
不過賴局長立意良善的媒體勞動檢查,不能因為資方扭曲而卻步。
其實台北市勞動局也已經對媒體做過勞動檢查。在台北市勞動局今年公布的違規紀錄中,蘋果日報因為沒有勞工出勤記錄表,三立電視台則因為未給加班費、每天工時超過12小時,「吃」休假等問題分別受罰。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覺得很冤,因為要外勤記者回報社打卡很難做到,希望能夠對平面媒體「彈性調整」。
蘋果日報社方的說法點出一個重點,但不是對平面媒體或新聞業者「通融」的調整,而是主管機關的勞動檢查應該放棄「方便」的傳統方式、調整為符合媒體現實問題的作法,而資方更應該改變「佔勞方便宜」的心態、調整為配合勞動法規以提供記者合理工作環境的態度。
以報社記者平日的工作時間來說,可能從前一晚在家裡與長官Line訊息的討論(或被指派)開始,然後一早到採訪現場或用電話與受訪對象約時間,接著採訪同時也三不五時都在寫即時報導,到晚上最後一條即時發出之後,還得擔心長官的臨時奪命call。外人可能看到記者多數時間杵在現場,跟人聊天或劃手機看筆電,與一般上班族在辦公室內的操勞狀況差很大。但實際上,長時間待命或蒐集資料、以及即時性的壓力,才構成了記者日常工作的主要工時問題。
記者工時過長的問題,是「置備出勤紀錄表」不能改善的。而報社更不該藉此要求記者一早來打卡、卻同時也要記者「下班時間無極限」隨時報導突發;這樣不過是「轉嫁成本」給記者勞工,一方面應付勞檢法規、另一方面加強對記者工作的監控。
那麼勞動檢查的方式、及要求資方改善的方向,可能怎麼做?對於報社記者工作時間的計算與檢查,傳統一點的作法,可以定期進行記者問卷調查、或者抽樣個案的參與紀錄;多依賴新科技一點的作法,則可以採取資訊數據蒐集的方式,以即時新聞的發稿時間前後各增加合理時間長度的方式計算。而報社則除了必須控制每日工作時間長度、以及每週休假日數之外,在突發新聞或災難等特殊事件報導中,則該落實排班與輪休制度。
有了符合實際的工時檢查作法,才有可能改善台灣媒體長期以來「工時過長、壓力過大」的問題。至於聊備一格的「出勤紀錄表」,勞檢時可別拿來當尚方寶劍–除非是想讓業者藉此逼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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