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日, 十月 12th, 2014

决战新闻异世界

一齐走过香港雨伞革命现场。摄影/爱港人士

一齐走过香港雨伞革命现场。摄影/爱港人士

文/魏玓

九月二十八日晚间香港学生与群众争取民主的街头运动遭到警方强力镇压,网路上来自国际媒体或香港在地媒体的新闻讯息迅速流通,但是台湾的二十四小时有线电视新闻台几乎没有相关报导。于是批评声音四起,认为这么重大而且跟台湾关系密切的事件,新闻台居然集体「沉默」或「淡化」,不仅糟糕,而且原因不单纯。

不少批评直指近年来台湾主流媒体的老板们或多或少,或未来准备更多地投入中国市场,于是投鼠忌器,对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总是自我审查,甚至自我消音。在脸书上对新闻台「国骂」的作家张大春,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心里都还有一点儿他妈的好重要的事在盘算着呢」大约也是指这件事吧。

不过也有批评者提出不同的解释。过去曾担任台湾《壹周刊》副总编的资深媒体人黎慕慈,愤怒地用「烂到爆」来形容台湾新闻台在二十八日当晚的表现。不过她认为,媒体老板在中国有生意的解释不大合理,因为当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如此重大,应该已经超越这些考量才对,所以新闻台没跟进占中新闻的原因只有「懒」或「省」。意思是说,台湾新闻台总是用最节省、最懒惰的方式采访和报导新闻,又只在乎收视率,因此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处理占中新闻。

还有第三种解释。据说东森主播黄暐瀚在个人脸书上写道:「至于占中,都吵了几个月了,为什么电视台不报?……因为收视率,就是跳不出来……这就是从没经营过媒体的传播学者们,所不知道的『真相』。」(见另一位记者赵晓慧的网路文章。不过赵晓慧所引黄暐瀚的这段脸书贴文后来似乎已经被删除)还有一些记者(或署名或未署名)在928之后,抱怨网友批评媒体少报「占中」,但是当他们很认真生产出内容了,收视率或点阅率却根本上不去,其实也是类似的立场。

鲁迅于1926年4月2日在《语丝》发表散文《记念刘和珍君》,其中有「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是何因素致令传媒沉默?摄影/爱港人士

鲁迅于1926年4月2日在《语丝》发表散文《记念刘和珍君》,其中一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为香港占中抗议群众引用。我们想问:是何因素致令传媒沉默?摄影/爱港人士

综合来看,第一种解释,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中国因素」。这确实是个合理的推论,也是晚近媒体批评论述中的主流形构。事实上,也有某台湾网路新闻媒体长官要求记者淡化处理占中新闻,甚至应该多站在港府或中共立场的「指示」文件流出。当然,目前要定论「所有的」新闻台低度处理占中新闻都是因为中国因素,老实说直接的证据还不是十分充足,需要更细致的调查和讨论。

也有些批评者经常将第一种解释与第二种解释合用。也就是说,新闻台既受制于中国因素,又丧失新闻专业和社会责任,无怪乎有如此糟糕的表现。而第三种解释往往被批评者认为是媒体主管或不上进的记者们的借口,嗤之以鼻。但是相反地,许多媒体从业人员却认为这是第一线新闻工作者的现实,就算是比较独立、批判的媒体或记者,他们相信群众的真正意愿并非等同于收视率数字,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面对收视率或点阅率结果的得失心。就我的观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原本在入行之前仍充满理想的年轻记者,愈来愈对阅听人的反应感到失望。我不会说他们全都是被主流媒体的商业逻辑给驯服了,我只知道他们确实处在痛苦和挫折之中,并不免感受到以往认同的媒体批评声音而今是一种来自外行的嘲讽。

其实,近年来台湾的媒体批评场域中,上述的说法都不少见,但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仿佛存在于不同次元的异世界之中,基本说词都没有改变,但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更准确地说,正因为次元相隔,改变无望,所以批评者声音愈发焦虑激烈,用语愈脏愈酸;相对的,被批评者也就不免愈发地自我辩护和保护,或者关闭对话。我更在意的,是那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无疑地是从新闻媒体内部萌发的改革力量唯一希望,但异次元世界的批评却很容易促使他们走向可能永远不会与媒体改革交会的平行世界去。

我必须先承认自己其实也在我所描述的批评者之列,但我深感上述的异次元沟通问题,不解决则无以突破当前台湾新闻媒体改革的僵局。怎么解决?我还没有答案,但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先从改变认识论开始?

首先,我认为我们不妨先把批评论述中的前两种说法拆开,而将第二种解释和第三种解释并列思考。第二和第三种解释看似对立,但其实指出的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新闻台的新闻实务问题:因为台湾的新闻台运作最高准则是收视率导向以及降低新闻生产成本,所以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新闻表现弊病。当然,差别在于,媒体经营者或工作者大多认为这是阅听人主动选择造成的,而批评者则认为这根本是媒体主动堕落的结果。

站在批评的立场经常会说,相对于一般阅听人,媒体掌握较大资源和最后决策权,做好做坏,毕竟是媒体决定的,所以改革当然得从媒体做起,或者至少应该从要他们承认错误做起(例如,要他们承认,淡化「占中」根本与阅听人爱不爱看无关,而是他们的错误决策)。这样的坚持,有其道理,但可能还得把时间这个因素放进去。我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新闻呈现的一开始(或说到最后)确实是媒体的决策,但是在媒体演变的长年过程中,阅听人的新闻口味和收视习惯也养成了。阅听人因素,已经是新闻媒体实务结构的一部分,不可能随时、立即地变动,也不会因为媒体主管或记者一时的良心而迅速转移。国际新闻做了,收视率上不去;八卦新闻狂做,虽然可能被骂惨,但收视率确实上去了。这个事实不会因为我们了解收视率导向的问题有多糟糕,或如何痛骂媒体主管和记者而突然改变,它确确实实干扰著新闻媒体从上到下、有良心的没良心的每一个工作者。

我没有要帮媒体从业者脱罪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得更实际一点:我们得把第二种和第三种看似互相对立的解释,一起认识和解决。

中国因素与极度资本运作下的新闻专业,谁是敌人? 摄影/爱港人士

中国因素、紧贴市场的极度资本运作、阅听人品味的形构,谁是致令专业消逝的敌人? 摄影/爱港人士

过去我们大概会把「中国因素」理解成是一个结构因素:因为台湾的媒体产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跟中国市场和政府发生了关系,所以必然影响到终端的媒体表现。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认识的角度:其实,专业主义与编采能力的逐渐消逝,以及相应的阅听品味形构,才是台湾新闻媒体的结构性问题;而把「中国因素」理解成一个时势因素。因为「中国因素」牵涉到了许多新闻场域之外、甚至是全球规模下的动态,它很强大,但并非改变不了,也不是只有一种面对方式(参见冯建三探讨传媒与「中国因素」关系的两篇文章:中国因素与传媒想像,以及,评《中国时报》)但新闻专业的消亡和困局,却几乎是台湾新闻媒体无可逃脱,而且一路往毁灭的一端奔去的现实格局。

这一点,从此次占中新闻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许多主流媒体不管是在主动或因为被骂了,开始增加占中新闻报导或立即派遣人力前往香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不论立场为何)掌握大型国际新闻的能力和人力的不足(我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也提供了我一些证据)。可以说,即便是有中国因素,但在中国因素作用之前,新闻专业的能力和人力、新闻实务的惯习与限制,更早且一贯地绊住了新闻媒体的手脚。另一方面,我们也看不出来占中新闻收视率或点阅率在他们的改善下明显提高了。更不用说,许多在脸书上批评新闻媒体的人,其实老早就不看新闻台了。那么,尽管我们大可以说反正你们就是该被骂,反正我们都可以在网路上找到更好更快的资讯,但是这种异次元式的批评,恐怕只会让台湾新闻专业的处境,陷入更深一层的地狱之中。

对于台湾新闻媒体问题的认识论改变,当然无法立即为我们找到解答,但是或许可以逐渐化解异次元的平行隔阂问题。将新闻媒体场域里的「中国因素」看成是时势因素,不仅可以打开这个原本就相当模糊却又异常僵固的概念,厘清其内涵的多种可能,以及其在全球资本主义架构下跟其他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实际介入其演变的动态,以引导更符合台湾利益的方向。而把新闻专业的消逝与相应的阅听品味形构视为台湾新闻媒体的结构性问题,或许才够打破异次元的隔阂,让新闻媒体或至少是尚有良知和热情的新闻工作者,成为媒体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进而能与批评者对话,甚至合作寻求出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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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玓
媒体改造学社、《共志》编辑委员会成员。最近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脸书的政治经济学、台湾新闻媒体的发展史,以及捷运和高铁的文化研究。写评论和做研究都有拖延的坏习惯,但前者通常字数过多,后者却是过少。目前任教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经常移动于台北新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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