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週日, 十月 12th, 2014

決戰新聞異世界

一齊走過香港雨傘革命現場。攝影/愛港人士

一齊走過香港雨傘革命現場。攝影/愛港人士

文/魏玓

九月二十八日晚間香港學生與群眾爭取民主的街頭運動遭到警方強力鎮壓,網路上來自國際媒體或香港在地媒體的新聞訊息迅速流通,但是台灣的二十四小時有線電視新聞台幾乎沒有相關報導。於是批評聲音四起,認為這麼重大而且跟台灣關係密切的事件,新聞台居然集體「沉默」或「淡化」,不僅糟糕,而且原因不單純。

不少批評直指近年來台灣主流媒體的老闆們或多或少,或未來準備更多地投入中國市場,於是投鼠忌器,對有關中國的負面消息總是自我審查,甚至自我消音。在臉書上對新聞台「國罵」的作家張大春,雖然沒有明說,但「大家心裡都還有一點兒他媽的好重要的事在盤算著呢」大約也是指這件事吧。

不過也有批評者提出不同的解釋。過去曾擔任台灣《壹週刊》副總編的資深媒體人黎慕慈,憤怒地用「爛到爆」來形容台灣新聞台在二十八日當晚的表現。不過她認為,媒體老闆在中國有生意的解釋不大合理,因為當天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如此重大,應該已經超越這些考量才對,所以新聞台沒跟進占中新聞的原因只有「懶」或「省」。意思是說,台灣新聞台總是用最節省、最懶惰的方式採訪和報導新聞,又只在乎收視率,因此根本沒有能力和意願處理占中新聞。

還有第三種解釋。據說東森主播黃暐瀚在個人臉書上寫道:「至於佔中,都吵了幾個月了,為什麼電視台不報?……因為收視率,就是跳不出來……這就是從沒經營過媒體的傳播學者們,所不知道的『真相』。」(見另一位記者趙曉慧的網路文章。不過趙曉慧所引黃暐瀚的這段臉書貼文後來似乎已經被刪除)還有一些記者(或署名或未署名)在928之後,抱怨網友批評媒體少報「占中」,但是當他們很認真生產出內容了,收視率或點閱率卻根本上不去,其實也是類似的立場。

魯迅於1926年4月2日在《語絲》發表散文《記念劉和珍君》,其中有「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是何因素致令傳媒沉默?攝影/愛港人士

魯迅於1926年4月2日在《語絲》發表散文《記念劉和珍君》,其中一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為香港占中抗議群眾引用。我們想問:是何因素致令傳媒沉默?攝影/愛港人士

綜合來看,第一種解釋,基本上就是所謂的「中國因素」。這確實是個合理的推論,也是晚近媒體批評論述中的主流形構。事實上,也有某台灣網路新聞媒體長官要求記者淡化處理占中新聞,甚至應該多站在港府或中共立場的「指示」文件流出。當然,目前要定論「所有的」新聞台低度處理占中新聞都是因為中國因素,老實說直接的證據還不是十分充足,需要更細緻的調查和討論。

也有些批評者經常將第一種解釋與第二種解釋合用。也就是說,新聞台既受制於中國因素,又喪失新聞專業和社會責任,無怪乎有如此糟糕的表現。而第三種解釋往往被批評者認為是媒體主管或不上進的記者們的藉口,嗤之以鼻。但是相反地,許多媒體從業人員卻認為這是第一線新聞工作者的現實,就算是比較獨立、批判的媒體或記者,他們相信群眾的真正意願並非等同於收視率數字,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面對收視率或點閱率結果的得失心。就我的觀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原本在入行之前仍充滿理想的年輕記者,愈來愈對閱聽人的反應感到失望。我不會說他們全都是被主流媒體的商業邏輯給馴服了,我只知道他們確實處在痛苦和挫折之中,並不免感受到以往認同的媒體批評聲音而今是一種來自外行的嘲諷。

其實,近年來台灣的媒體批評場域中,上述的說法都不少見,但是批評者與被批評者彷彿存在於不同次元的異世界之中,基本說詞都沒有改變,但各說各話,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改變不了誰。更準確地說,正因為次元相隔,改變無望,所以批評者聲音愈發焦慮激烈,用語愈髒愈酸;相對的,被批評者也就不免愈發地自我辯護和保護,或者關閉對話。我更在意的,是那些年輕的新聞工作者,他們無疑地是從新聞媒體內部萌發的改革力量唯一希望,但異次元世界的批評卻很容易促使他們走向可能永遠不會與媒體改革交會的平行世界去。

我必須先承認自己其實也在我所描述的批評者之列,但我深感上述的異次元溝通問題,不解決則無以突破當前台灣新聞媒體改革的僵局。怎麼解決?我還沒有答案,但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先從改變認識論開始?

首先,我認為我們不妨先把批評論述中的前兩種說法拆開,而將第二種解釋和第三種解釋並列思考。第二和第三種解釋看似對立,但其實指出的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也就是新聞台的新聞實務問題:因為台灣的新聞台運作最高準則是收視率導向以及降低新聞生產成本,所以造成了這樣或那樣的新聞表現弊病。當然,差別在於,媒體經營者或工作者大多認為這是閱聽人主動選擇造成的,而批評者則認為這根本是媒體主動墮落的結果。

站在批評的立場經常會說,相對於一般閱聽人,媒體掌握較大資源和最後決策權,做好做壞,畢竟是媒體決定的,所以改革當然得從媒體做起,或者至少應該從要他們承認錯誤做起(例如,要他們承認,淡化「占中」根本與閱聽人愛不愛看無關,而是他們的錯誤決策)。這樣的堅持,有其道理,但可能還得把時間這個因素放進去。我的意思簡單地說,就是新聞呈現的一開始(或說到最後)確實是媒體的決策,但是在媒體演變的長年過程中,閱聽人的新聞口味和收視習慣也養成了。閱聽人因素,已經是新聞媒體實務結構的一部分,不可能隨時、立即地變動,也不會因為媒體主管或記者一時的良心而迅速轉移。國際新聞做了,收視率上不去;八卦新聞狂做,雖然可能被罵慘,但收視率確實上去了。這個事實不會因為我們了解收視率導向的問題有多糟糕,或如何痛罵媒體主管和記者而突然改變,它確確實實干擾著新聞媒體從上到下、有良心的沒良心的每一個工作者。

我沒有要幫媒體從業者脫罪的意思,我只是覺得我們得更實際一點:我們得把第二種和第三種看似互相對立的解釋,一起認識和解決。

中國因素與極度資本運作下的新聞專業,誰是敵人? 攝影/愛港人士

中國因素、緊貼市場的極度資本運作、閱聽人品味的形構,誰是致令專業消逝的敵人? 攝影/愛港人士

過去我們大概會把「中國因素」理解成是一個結構因素:因為台灣的媒體產業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跟中國市場和政府發生了關係,所以必然影響到終端的媒體表現。但是我們不妨換個認識的角度:其實,專業主義與編採能力的逐漸消逝,以及相應的閱聽品味形構,才是台灣新聞媒體的結構性問題;而把「中國因素」理解成一個時勢因素。因為「中國因素」牽涉到了許多新聞場域之外、甚至是全球規模下的動態,它很強大,但並非改變不了,也不是只有一種面對方式(參見馮建三探討傳媒與「中國因素」關係的兩篇文章:中國因素與傳媒想像,以及,評《中國時報》)但新聞專業的消亡和困局,卻幾乎是台灣新聞媒體無可逃脫,而且一路往毀滅的一端奔去的現實格局。

這一點,從此次占中新聞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許多主流媒體不管是在主動或因為被罵了,開始增加占中新聞報導或立即派遣人力前往香港,但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不論立場為何)掌握大型國際新聞的能力和人力的不足(我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也提供了我一些證據)。可以說,即便是有中國因素,但在中國因素作用之前,新聞專業的能力和人力、新聞實務的慣習與限制,更早且一貫地絆住了新聞媒體的手腳。另一方面,我們也看不出來占中新聞收視率或點閱率在他們的改善下明顯提高了。更不用說,許多在臉書上批評新聞媒體的人,其實老早就不看新聞台了。那麼,儘管我們大可以說反正你們就是該被罵,反正我們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更好更快的資訊,但是這種異次元式的批評,恐怕只會讓台灣新聞專業的處境,陷入更深一層的地獄之中。

對於台灣新聞媒體問題的認識論改變,當然無法立即為我們找到解答,但是或許可以逐漸化解異次元的平行隔閡問題。將新聞媒體場域裡的「中國因素」看成是時勢因素,不僅可以打開這個原本就相當模糊卻又異常僵固的概念,釐清其內涵的多種可能,以及其在全球資本主義架構下跟其他場域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而實際介入其演變的動態,以引導更符合台灣利益的方向。而把新聞專業的消逝與相應的閱聽品味形構視為台灣新聞媒體的結構性問題,或許才夠打破異次元的隔閡,讓新聞媒體或至少是尚有良知和熱情的新聞工作者,成為媒體改革的動力而非阻力,進而能與批評者對話,甚至合作尋求出一個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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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玓
媒體改造學社、《共誌》編輯委員會成員。最近研究關注的焦點是臉書的政治經濟學、台灣新聞媒體的發展史,以及捷運和高鐵的文化研究。寫評論和做研究都有拖延的壞習慣,但前者通常字數過多,後者卻是過少。目前任教於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經常移動於臺北新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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