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第一天，文化部长李永得5月20日在交接典礼致词，「首度表态：大方向支持《公媒法》」。
《公共媒体法》草案没有动静，快要两年了。2018年9月20日，文化部研商一、两年后，首次公布大规模修订，因此形同是新制订的法案。2019年元月10日，行政院通过《文化基本法》时，公媒法似乎已经进入行政院审查。不过，再过四个月，文基法在5月10日于立法院三读通过时，公媒法草案都还没有走出行政院。再过了一年多、也就是李永得上任一个多月时，草案还是文风不动，仍然躺在行政院。
这就难怪，李永得的说法固然天经地义（「资源必须相互统合，不要各自为政…要有国家队概念」），但他知道，有理无法自动行遍天下，传播与沟通也很重要。因此，既然公媒法涉及巨大变动，就得「要很大的耐心沟通」。
文化部长李永得（左）。照片授权：CC BY 2.0 (KOKUYO)
现在的问题是，要沟通多久呢？郑丽君部长除了有人望，应该也是很有耐心，但将近两年已逝，草案并无进度。再过两年，会好一些吗？如果两年完成立法，会不会又嫌拖得太久呢？万一再要更久，变成旷日废时，原地跑马，那就不好。
因此，毕其功于一役，虽然是所有支持公媒法的人，心之所望。但是，一鸟在手，胜过百鸟、二鸟在手，也是务实的愿望。完善的修法，可以由点滴工程来完成。
文化部若能快刀斩乱麻，对准五个条文，先行修改，将可大快人心，为后续的前进，铺平路途。
第一个条文是定位，现行公共电视法第一条说，「为健全公共电视之发展，建立为公众服务之大众传播制度，弥补商业电视之不足；以多元之设计，维护国民表达自由及知之权利，提高文化及教育水准，促进民主社会发展，增进公共福祉，特制定本法。」
这个四平八稳的说法，状似无奇，其实已经坐小公视，因有「弥补商业电视之不足」一词。早在1993年，新闻局提最早版本的公视法草案至行政院时，已见该词。当时，民间公视筹备会认为，商业电视是主流，这是事实，但自我定位是「弥补」，不期待与惕励公视壮大于来日，未必允当，特别是政府的存在，总是要改善民众的各种权益，包括文化权与传播权在内。现在，公视有效运用的频道已有八个，就数量来说，已经不少，尚待补实者，就是经费，政府代表人民提供愈多的经费，就愈能制作质量较多较优的节目，减少公视各频道的重播比例，长期以降，观众必然增加，社会习气一定改善。
由于政府最早的想像，就是要让公视聊备一格、也就是「弥补商业电视之不足」，因此就有了现行的第二条第二项条文，明白书写：「公视基金会由政府依本法编列预算捐赠部分之金额应逐年递减，第一年金额百分之十，至第三个会计年度为止。」
由于政府编列给公视的预算，第一年是12亿，至第三年就是9亿。其后年度若要超过9亿，就得另立名目，致使行政院的好恶，将可左右年度预算以外的经费，有或无，以及多跟少，从而就是公视经营团队，因为经费无法稳定预期，致使其努力方向与制播等规划，无法长期为之，多少对其绩效的积累，产生不好的影响。
由于政府编列给公视的预算，第一年是12亿，至第三年就是9亿。其后年度若要超过9亿，就得另立名目。照片授权：CC BY-SA 3.0 (Solomon203)
因此，文化部扩大公视的作法，第二步就是删除现行公视法第二条第二项的前述文字。然后，假使文化部判断当行，也能说服他人，自然就可以更上层楼，「买珠还椟」。删除逐年递减的文字后，文化部可以代之以「政府提供之公视年度预算，不低于前一年度台湾私有电视广告及订阅费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假使决定增加这个规定，钱怎么来？一是取自公务预算，二是课征特别捐，来源可以考虑从下列四种，提拨若干比例：电信业者已经提交的电波竞标费与使用费、3C消费产品的「硬体」业者、影视与网路广告收入，以及影视订户收入。
何以是三分之一？两个考虑。首先是，三十年前，行政院最早编列给公视的预算，一年是60亿台币，是当时电视广告收入大约180亿的三分之一。当时有线电视的订阅费没有计入，现在已有新的技术，影视订费还在增加，予以列入是合理的，但怎么计算才能避免重复课征，不妨再作计议。其次是，产业经济学者曾经以英国为例，论称若BBC要维持对英国影视文化及民主政治的贡献与市场影响力，至少得维持25%的市场占有率。若要拥有该占有率必须有同等比例的收入，则BBC应该要有英国影视收入的四分之一。假使台湾的公视服务也要扮演类似作用，那么，使其收入等于是其他影视收入的三分之一，则公视占所有小萤幕收入，也就是四分之一。
定位重新厘清、钱的关卡有了解方，再来就是「人」。公视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第二款说，「由行政院提名董、监事候选人，提交审查委员会以四分之三以上之多数同意后，送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第十七条又说，「董事会置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互选之。」全世界仅有台湾的公视董事会，是这种组成过程。其一，董监事的同意权，形同要有3/4以上的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同意，其他国家是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第一届与第二届固然顺利产生，但其后多有波折，特别是第四届任满后，隔了两年多才产生第五届董监事，第六届则在去（2019）年9月25日届满，但至今也还没产生第七届。不说理论，我们的实务经验显示，这个四分之三条款不是尊重少数，是对公视形象与公信力的伤害，也干扰了公视的正常经营，同时破坏了权责相扣的常态政治要求。同理，董事互选董事长，轻是多此一举，重则是方便行政院在必要时，推诿卸责，不是对董事的尊重。
真要尊重董事，同时在合理增加公视经费，使公视不仅是弥补商业电视之不足之后，就是要修改第二十条，它说：「董事长为专任有给职。董事为无给职，开会时支给出席费。」假使在仅有一个频道的年代，仅有董事长是全职领薪资，仍然是勉强承认这是合理之事，那么，在电视进入串流与5G年代，频道也大举增加、经费也要稳定调高的时候，如果再要坚持仅有董事长有给，应该就不合理了。因此，要让十余位董事中，除董事长，另当加入数位是有给董，但不必全职，可以是周作一日至四日不等；假使短期间难以断定人数与全职天数，条文不妨给予调整空间，仅写「董事长为专任有给职之外，最多四分之一董事为局部有给职，周作一至四日，其余董事为无几职，开会时支给出席费。」兼差有给董事的设计是否符合台湾制度或习惯，固然重要，但若并不符合，以此作为创新试验，不但并无不可，其实正可示范求新求变的时代需要。
以上五个条文（其实亦可说，仅涉及人与钱两大组条文）若能完成修订，文化部就是以行动鼓舞人心与士气，有益于后续相关兴革的推进，包括郑丽君版本的公媒法之通过。
行文至此，已算完成建言，不待另作言语；不过，另有非关法律的两点想法，一并提出，应该不算多余。一是频道名称，目前我们有客语、原住民与台语频道，能否改成「台客、台原、台闽」频道？大家都是台。二是，容再次突出李永得部长所说：「资源必须相互统合，不要各自为政…要有国家队概念」，谁说不是？但不各自为政，未必是央广与中央社及公视的合并，或说，合并前最好有磨合阶段，需要多久，如同先友后婚，长短本无定期，端视当事人（机构）交流后的判断。接着，若中央单位合作或结合了，中央应该也要在合适时候，提供资源也让还没有地方新闻及其他传媒服务的直辖市或县市，同样也相互合作或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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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猴山五百次，台湾268座三千公尺高山五十次；预定隐于市之前，完成一千次与一百次，并将发表旷世巨作，书名定于古巴革命六十周年时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