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只有一种电影，叫‘中国电影’”／张十七
时值香港电影人喜迎2018年金像奖前，三月时港星成龙一句：“现在只有一种电影叫‘中国电影’，香港电影也是中国电影。”直戳圈内外人敏感处，引起不小反弹，至今余波荡漾。有的影迷骂他忘本，有说香港电影早就名扬四海，不必／何必独沽内地品味；但也有气短者承认，世道如此，香港没有中国资金市场不能独活。
说到底，成龙此言并不新奇，他自己就不是第一次公开陈述这观点，许多忙不迭北上的香港电影人本来就坐实此论，或有如TVB／邵氏主席陈国强才在Filmart上主张港府应争取香港影视作品得到北京承认，享完全的国民待遇，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何香港作品还被当成外国片（受配额管制）？”相比于台湾影视业的人员与产品输中的门槛几近完全取消，香港老板认为主权回归二十年的香港还受到歧视，显不合理。
暂撇开政治经济条件不论，成龙这类呼应民族大义主旋律的呼声，很有国族电影（national cinema）再起的味道。国族电影是电影研究理论中，对照于后殖民情境下的混种作品而生成的概念，主要指宗主国电影工业的量产品。在批判性的电影研究中，国族电影被描述为在意识型态上独尊母国文化，具有镇压性与宣传性。它的制作为母国工作者主导，流通按母国公司需要由殖民地买办代理。二十世纪晚期，许多前殖民地的电影工作者为了摆脱对殖民母国的依赖／依恋，通过结合本地与邻近的文化元素，改造母国遗绪而呈现风格不稳定，缤纷多样而难以按既有国别电影分类的新品种，通过另类管道传布挑战母国的控制。这种反抗策略不同于意欲逆转主从关系的二元斗争，而是自豪（或自溺）于反主流的边缘战斗位置，以流动的多样性反对单一叙事。
事易时宜，曾经积弱的中国影业气象一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电影在反帝反殖的集体记忆中拔地而起，按国家主席揭示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本来中国之大，南北东西的文化丰富性自不待言，但轮到好莱坞化那种讲究明星排场与叙事标准化的电影工业操作，经垂直一体的映演通路保证放送，扛着“走出去”的任务通过审批（或得到中央奥援），输出的产品就变成以《长城》、《战狼》、《红海行动》为尚的中国特色电影，是用好莱坞手法加工催出票房高潮的样板戏。当数亿人的爱国情操因党的鼓动而澎湃，国族电影在中国得到市场与政策的双重支持，等于让德国学者Miriam Hansen指出电影商业化与政治菁英独断的问题兼而有之：“（电影欣赏）作为公共领领域，当中的政治议题是由上而下指导的，是按排他的上层阶级文化标准与商品文化样版安排的。”
这并不是说“中国／华语（Chinese）”电影必然是单一的、镇压性的。像Chris Berry、张英进提醒中国电影的“国族性”必须置于政治主权争议、四海为家华人的离散经验，以及当今四处涌动的独立／地下电影势力再理解，不能说是单单再现稳定的政治主体或全然为政治主体服务。然而他们关照歧异性的主张，正好说明了为什么成龙的说法令人反感：挟著《红海行动》反对“黄大仙”，正正是把中国电影狭义化为独尊中央主旋律的“国族电影”，反对中国电影可能开展的多义性或“多重地方性”（polylocality，按张英进的主张）。
退一步言回到电影业晚近的政治经济逻辑，二十一世纪的好莱坞若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最高阶段，与其说它消灭地方性，不如说它鼓动与再利用地方性，把地方整编入它的全球生产与分销网路。它瞄准地方市场的跨国合制在晚近二十年风起云涌，为Negri & Hardt说的“帝国”提供了政治经济证据。腹地窄小的香港，一度作为华语电影业的跨国生产／分销网路之辐辏而大放异彩，立基于香港的电影人与资本养成了管理、吸纳与再利用地方差异性的能力。而今成龙之见恐怕还短浅，教“东方好莱坞”曾经先进的商业脑袋，退化成宣传机器。
自居为全球城市的香港，其影人之生气是因为被成龙看扁了。相比之下，台湾影视圈还在争论为了分得中国市场的剩肴残羹要不要自我思想检查，大概是要自证边缘化的境处吧。
张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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