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架空的⾔论⾃由？对台湾撑香港新闻⾃由的理解／张时健
香港新闻媒体繁盛与⾔论多样，常⾒说法是其得益于香港居于东西⽂化碰撞的要冲所在。然⽽若以国族认同（即 B. Anderson 的想像共同体）的建构如何应⽤在地缘政治上的发展来思索，我们或可以有另种理解：
先是百年以来⼤英帝国的殖民地治理技术以收夺经济营利为重⽽非⽂化／国族的统制（相较于法国）；其后回归的安排⼜得到北京⼀国两制的承诺使港⼈能安于有别中国境内的⾃由经济体制，及相应的区域格局的⾃治系统与宽松的国族认同安排；⽽主权移交的过程经历⼗数年的制度摸索， 甚⾄若以香港基本法立法完备为准，制度移转的程序还跨过九七之后。
也就是说，先有殖民者默许（或不在意）的开放异族认同，后有长期的国族重建历程，让香港的⾔论不需配合固化的国族及其治理系统，能有多样或甚⾄是实验性的想像。可以说香港新闻业的⾔论⾃由，根据在模糊的认同或其建构过程的长期空窗状态。
以想像的共同体理解香港新闻自由。图片授权：pixy.org (CC0)
香港作为想像的中国人、可旁观的飞地⋯⋯
然⽽这并不是说，香港新闻业⽋缺国族想像。相反，由多数汉族（⽽且多数有离散伤痕）组成的本地居⺠所展现的⾔论状态更像是：作为（想像的）中国⼈，对既成但实际上不切⾝的中国国体，在香港有开放辩论的传统。
先有孙⽂锐意发展的汉⽂化中⼼的国族论述及其不稳定的中华民国体制，在四九年后进⼀步发展为左右的拉扯：北有取得治理合法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社会主义，东有偏安台湾的国民党及其所谓继承孙⽂遗愿的“⺠主⾃由”体制，以及居间以母国制度为尚的开明派（因此亲近或同情国民党多些）。这些⾔论仅管各为其主，但⼤体同意⼀统的中国。
在港英政府默认的国族空窗下，香港新闻业揉杂了左中右的论述，记者从⽽体现或操练了⾃由主义报业的典型特征：⾔论多样性。也就是，香港作为单⼀国族的⾶地（enclave），但从不放弃对国族及其国体的议论，⽽其政治议论的范畴不限于向本地政府问责，同时及于华⼈的两种国体（其⾼潮表现在对 1989 六四事件的议论与⾏动）。港⼈据于这个可旁观的⾶地议论中国政治，养成了超然的精神。
这种向着中国（⽽不是向着⼤英帝国）超然地作政治议论的传统，为他国媒体各有所需的中国报导同时提供沃⼟与屏障。长期以来，港英政府不只默许中国两种政治体制的⽀持者或代理⼈在港活动，香港也作为这两种体制的反对者或异议⼈⼠的避风港，从⽽成为外⼈观察或理解中国发展的最佳窗⼝。
不像在台北或北京，要⽤折射或扭曲的⽅式理解对⽅，在香港⽽可以透视或直取两⽅或多⽅的内部消息，或发展深入两边的情报网路。⽽殖⺠者留下的按法与契约办事的治理体系，也为外⼈提供可靠可预测的环境与制度。可以说，这是为何外媒在为中国报导安排驻地机构时⾸选香港。
架空的想像与企图
这种超然的精神看似与⾃由主义新闻业的客观需要相适应，能够灵活地处理或不处理政治争议，但港媒对中国政治的议论⽋缺可以直接比附往来的政党，媒体⼈要转换⾝份参与政治现实的空间极为有限 （但这在民主国家是常态）。
按 Hallin & Mancini 发展的比较媒体体系说，⾃由主义报业本来是政党报业在政党执政轮替常态化后脱胎形成的，平衡与客观是从党同伐异的的⾾争史（流⾎或不流⾎、 暴⼒或非暴⼒）中逐步实现的，显然这在香港并不，因⽽⽤来判定传媒⾃由度的关键指标“与政党主张的近似度”（political parallism）长久以来在香港没有现实意义，也使得香港媒体在议论整个中国政体的合理性、包括共同体的想像及其实践的企图经常是架空的。
香港作为单⼀国族的⾶地（enclave），但从不放弃对国族及其国体的议论。图：Joowwww@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台湾之不同于香港
相较之下，镶嵌在本地政党政治⽣态长成的台湾新闻媒体，相较之下较不“客观公正”，笔法常夹带政治热情与选择性呈现，因为这是为⾃⼰所从出的共同体书写与进⾏论述实践，在本地政治上有直接的作⽤（与反作⽤），⽽非⾃外于共同体、将共同体客体化作“客观”报导（以传媒教育的职业⽬标为例：香港⼤学训练学⽣的职业预想是 CNN 与 BBC，⽽台湾并不）。
同时，与中国由共产党⼀党专政不同的民主⾃治系统，在台湾已经成形且常态运作，制度对比下⺠调显⽰同意⼤⼀统中国台湾⼈⺠居于极端少数。这就与前述香港地位的特殊性相较有很⼤不同，台湾⾃有的共同体想像逐渐固化与成熟，⾸先就与港媒长久以来在汉族移⺠⾶地里想像的国族⼀体的意识有根本性的分别。
从⽽，对开发华⽂圈新闻题材（特别是中国新闻）的第三地媒体⽽⾔，在台湾固化的国族与国族论述，以及相应的国体、国家安全要求与机敏⼈员跨境管制，都使报导的多样前提与结果受限，不能与香港的开放状态比拟。
当飞地状态岌岌可危⋯⋯
随着港区国安法的施⾏正式破坏了⼀国两制的法治基础，香港的⾶地状态岌岌可危，也就是捣毁了传媒开放多样⽣态的条件，在港的本地与他国传媒很难再架空地想像国体、评议中国政治，以及⾃由安全地接触与组织中国异议⼈⼠与内部知情者。
相对的，台湾能够提供类似的⾶地条件，包容香港曾有的左中右⾔论以及政治异⾒者吗？
我们近年曾以内容偏向为准驱离中国驻台记者、禁⽌中国官媒与传媒平台落地，我们⾃然也会以类似标准审查港媒，并且怀疑港媒或外媒的非“友台”报导 有政治⽬的；⽽⼀直以来我们对中国的⼈员在本地的活动有⾼强度管制，以及迫于外交现实需要隐晦地安置或中继中国/香港政治难民，使外媒采集中国报导的新闻素材的⼟壤变得贫脊。
然⽽我们有必要重建香港传媒的⾃由⼟壤在台湾吗？
香港的新闻是⾃由的，我们也是，但两者的前提、性质与⽅向都不同。武断地说，从不⾃由的年代走过来的我们必须⼩⼼保护但坚持新闻⾃由的政体及其共同体，在新媒体时代重振萎缩的新闻业并健全共同体内部的公民社会，从⽽⽀持同意此前提的香港新闻⼈入台。
然⽽可以想像因此入台的港⼈数量会非常有限，⽽从“⾃由”的年代倒退回不⾃由的香港新闻⼈，多数会选择留港实践⾃⼰的贴地的共同体／政体论述（当特⾸普选无限延期、⼀国两制与三权分立的体制破灭，那种⼀⾯爱国⼀⾯⽀持／享受新闻⾃由的精神分裂状态何以为继？）。
⽽置⾝事外的他国新闻媒体在香港被北京搞成两百年前的⼩渔村前，⼤体会有变通办法续留香港，以贴近观察变局中的中国，这是不分国界的记者的本事与勇气。
作者为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媒体改造学社成员
本文由《卓越新闻电子报》与媒体改造学社合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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