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与时代华纳的合并象征的是什么？
AT&T宣布，将以1087亿美元购并时代-华纳（Time-Warner, TW）。这笔钱折合将近三点五兆台币，约略是台湾中央政府一年半的总预算。
AT&T是美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传输平台”，八成收入来自行动与固网宽频及通话业务，是最大固网、第二大行动通讯公司，并且控制美国最大直播卫星电视平台DirecTV。时代-华纳是美国第二大传媒“内容制作”集团，拥有HBO、CNN，以及好莱坞华纳兄弟、联艺制片公司（UA）与1986年以前米高梅（MGM）片厂的所有片库。
反对并购案的人说，AT&T这类电信厂商老是寻租，依靠垄断地位拉高订费，坐拥利润（达28%，欧洲公司是18%；美国人行动与宽频服务订费，高于其他富裕国家5成）。假使再有TW，恐怕更要寻租：AT&T会以较低价格让己方平台播出TW内容，对于竞争者的平台，可能索取较高价格、延迟或甚至不予提供节目。即便美国司法部或联邦传播委员会要求，取得影音垂直整合力量的业者不能滥用市场地位，往往也会于事无补。这正如同2011年康卡司特（Comcast）购入NBC Universal时，规范者早就要求其内容要以相同条件提供竞争对手，至于其平台，则要对所有内容公司开放，但事后诸葛可知，这个要求“不太管用”。
是吗？也有反驳的人。DirecTV NOW是AT＆T的子公司，它在10月25日宣布即将新创影音网路串流商务，电视频道破百，但仅月收35美元，比起当前美国同类的影音订费，还要低了许多。它说，假使不是它的母集团够大，能有这么多内容供应商响应吗？可见，规模要大。才对消费者有利。
无论哪一种道理可以成立，先看个颇有趣味的说法。
美国反托辣斯法及经济专家陶黎森（R.D. Tollison）编纂了一本文集，《反托辣斯法政治经济学》，内中有篇论文作了比喻。它说，反托剌斯法是用来稳定现状的，因为竞争必有输赢，若以才智或后天资产作为基础不断竞争下去，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些人老是落败。如此一来，输的人自然心生怨怼，对此竞争体系不再抱持希望，但有了反托剌私法，就可防止这的个情况出现。因为，公权力可以随机执行法律，偶尔就制止成功的人，于是，失败的人无法找到破坏整个体系的“借口”。如同球赛的竞争，如果比赛不断，不会有人每场都能赢球，于是，竞争有了趣味。
这就是说，对于影音垂直整合或扩大水平规模的购并案，美国主管机构无论是轻许，或是严管，客观上都能有助于“维稳”，可以让资本为了赚钱而赚钱的逻辑，继续支配影音文化的生产与流通及使用。
我们在台湾，倒是必须注意，这些道理在台湾运用的过程，固然会有相同的部分，但也可能无关，甚至会有相反的时候。
相同的是，具有内容与平台的垂直整合能力之后，不论台美，滥用地位的例子，显然通通存在。
在台湾，我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在10月19日破天荒，处罚凯擘、全球、佳讯等三家频道（内容）代理商各4100万、4000万与4500万元。原因是它们授权业者使用其所代理的频道时，标准不同。对于既有的有线电视系统，它们的收费打折，仅取实际订户数的六或七成，对于新进业者，它们最少要收经营区总户数的15%。二者的差异可以举例说明如左。假使甲区共有20万家户，实际上有6成、亦即12万户订了既有的A系统，那么A仅需支付7.2或8.4万订户的费用。B系统是新进业者，第一年只有1.5万订户，却得支付3万订户的费用。如果一户一年订费6000元当中，有2000元用于内容版权费，这就等于是A系统一年省了7200至9600万成本，反之，新业者B多了3000万开销。
但何以内容代理商要厚此薄彼？造成差别待遇的原因，也许不清楚，也许是老客户早有契约，因此得到优待。再一个可能就是，频道代理商早就整合了原有系统业者，双方是同一个老板，于是就会排除新进的竞争者，遂有价差逼退。公平会在2015年认为代理商不违法，没有差别待遇，监察院调查后也这样说。事隔一年多，公平会有了相反的认定，无论这是起于新事证的提出，或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妨说，这是一个例子，应验了陶黎森前举文集提及的比喻。
相同之外，美国强调竞争及压制（进一步）垂直整合的道理，若要用在台湾，可能也会大有问题。
首先，美国定义之下的影音产制与流通的垂直整合，在台湾并不存在，自然并无适用余地。
美利坚影音工业的最大生产特征，在于独立自主不假外求，这是正面的解释。负面的评价就会变成，通通自己生产，等于国民昧于外情，不解世事，凡事仅知山姆大叔，不解其他，遂成封闭。但不论是正面或负面，重点是美国影音工业若因过度垂直整合，且法规管制执行不力，致使业者滥用其地位，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各厂商之间，或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经济利益分配的比例不同，但就“总体利益”来说，通通仍然是由美国这个社会自己囊括，肥水没有落入外人田。举例以言，在不垂直垄断时，假设节目制作商甲的利益是A，B是流通（系统）商乙的利益，C是消费者丙的利益。垂直整合后，甲乙丙的利益也许变成A+5，B＋5，C-10，但三者相加，还是ABC。
但这个ABC到了台湾，就会出现差异，主要原因可以讨论两点。
第一，我们最“畅销”的自制节目是“新闻”，过去十年以来这些数量庞大的24小时新闻频道，占有的收视份额增加了一倍，从2003年的10.25%，至2015年是20.5%。这里，我们面对的局面是跟美国相同，亦即，假使新闻频道（的代理）与有线系统因为垂直整合，致使新闻频道无法进入中华电信MOD，那么20.5%的收视份额没有新的厂商瓜分。等到法规管制垂直整合的手段凑效，或因为新闻频道全部因为其他原因，也都进入了中华电信MOD，新闻频道的收视份额也跟着推高至25.5%。此时，如果这个增加的5%收视份额是置换观众收看海外影音的时间，台湾就能增加收视经济效益的分配比例，假使只是袭夺本地内容的消费，我们的整体经济收益，也就仍然没有变化。
然而，就算我们的新闻频道真能取代海外电视内容的收视份额，这种经济效益的增加，一定是好事吗？在多大范围及何种定义下，算是值得庆幸的事，会有争论。
第二，由于1990年代以后，政府欠缺规范，致使海外节目大举增加，特别是电视剧与电影长驱直入，泛滥在我们的有线系统与中华电信MOD平台。我们的频道代理商真的就是代理，代替海外戏剧与电影节目供应商赚钱，从中自己多少也能捞点银两。这里，假使影音产销没有垂直整合的结构关系，或是进口海外节目的厂商太多，那么因为竞争增强而拉高进口价格的机会，就会增加，我们的整体影视经济利益，因而损失增加。反之，假使如同对岸，仅有特定厂商进口，迫使海外厂商得向我们协商，台湾就可减少一点支出。我们无法拷贝对岸的作法，但如何研拟适合本地的进口策略，以及营造合理的垂直整合规模，顺此一举三得，既维护业界当有的经济利益，又改善影音人才的工作条件，同时丰富观众的文化涵养，仍然是必须认真考量的事情。
比如，如果我们如同香港，有个强大的TVB（负面的用语就是“一台独大”），它的大前年全职员工达5070人，去年营收有44.45亿港元，净利13.31亿。它以自制与委制为主，采购现成的（海外）节目为辅，是稳定香港电视市场的主力，其五个无线频道（另有十多个付费频道）占有的收视份额，可能还在七成以上，这是南韩及很多国家举所有无线台之总和，才能达到的成绩。
台湾能有TVB吗？虽然王雪红等人“全吃”TVBS股权，台湾无法、也不宜有TVB这么一枝独秀的电视台。
另一方面，TVB得以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亦即其节目以（香港）自制为主，固然台湾个别的电视台不可能照抄，惟若将台湾的大多数电视台当作一个整体，由政策的导引，也许仍有机会达标，让台湾主要的电视频道所播出的电视剧，有更高比例（比如，八成）是国人自己的制作。
AT&T并购TW的新闻传出两天后，NCC第一次宣布即将考虑规定，无线电视晚间8-10点的戏剧至少要有50%自制，新戏剧的比率则要40%；境内卫星频道也要纳入规范，前两个比例分别是25%与40%。 这个规定虽然迟到、比例是否足够也可商量，但总比不到好，而NCC八月才有较多委员任期届满而换人，三个月就能有新的气象，应该肯定。
若报导属实，NCC必须继续处理的困难，可能是下面这个现象：有些电视台早就认知“不自制就没有未来”、因此其“大多节目均为自制”，而其八点档往往“演变成长寿剧，一档戏一演再演，演员换过几轮，仍是同一部戏，收视率居高不下，更让电视台不想换戏，降低换戏流失收视的风险。”并且，这类收视率较高的自制剧，依旧还是在“制作成本低、制作环境恶劣…频道众多”的电视生态中打转。
节目品质不高且工作条件差，却有平均不恶的收视率？果真如此，似乎就有矛盾。虽然，若投入低仍有不错的收视进帐，致使其他电视台跟进而与该电视台竞争，已经到了这类节目的供需呈现均衡的状态，亦有可能。
无论是矛盾或是进入均衡，NCC的电视剧自制率开始实行后，就可以同时评估，是否能够逐步将50%（无线）与25%（卫星）的比例，分阶段提升至比如，80%与50%？
在要求增加自制比率的同时，若有配套作法，才能较见成效。作法之一是鼓励私人电视台整合资源，增加电视剧等节目的制作经费；不同电视台共同投资，但不是自己先减量后再与人合资，致使投入的总量并未增加。目前这个作法广泛存在，如今年《植剧场》的8部52集是个例子，除文化部补助5500万元，另有三家电视公司的六个频道首播或重播。稍早的《滚石爱情故事》也有文化部的1300万元，加上六家公司十二个频道加入首播或重播。 本届金钟奖大赢家《一把青》也是这个模式。当然，这些公司合资后是否增加投入总量，并不清楚。政府可以介入，鼓励总量增加的合资模式，若考量台湾个别厂商小而投资零散，那么这种个别的、不规则的、规模不大的跨台合资，最终可以是各电视台（与频道）之间的合并。
作法之二就是不求人，由政府责成中华电信增加影音节目的投资总量。台湾各大电信乃至于手机硬体厂商，都已投入影音串流服务，但它们投资本国内容的额度，很可能远少于对海外采购，那么，作为其最大股东的政府，应该要求中华电信以身作则，长期耕耘，投资本国节目制播。最近，据说眼见“AT&T收购时代华纳”，〈拼数位服务 远传三年拟砸百亿〉，果真如此，规模更大的中华电信十年投资至少就要有三百亿。但拥有MOD的中华电信能否作此投资，除了涉及影音文化大战略的国家政策与经济利益考量，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台湾的作茧自缚，无法动弹自如。
AT&T表示要购买TW的前几日，〈NCC…要严审中嘉案〉。何以已经通过的案件要重审？《自由时报》网站的长篇评论说，“问题…出在党政军条款”。我们的《广播电视法》与《卫星广播电视法》都有这样的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之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卫星广播电视事业）。”看来，中嘉有线系统的新买家，与政府“有染”，致使立法院有人，结合其他力量，不想让中嘉转手。
如果些微“有染”就不能进入，交通部持有三成以上股权的中华电信动辄得咎的机会，就会更大。行政院若要责成中华电信与公广集团，或其他无线台策略联盟，从稳定投资制作节目，一直到拥有或共建影音频道，就很有违法之虞。
怎么办？修法或立法。但先要端正认知，此即党政不同，政党与政府不是同一回事，特别是《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已经如火如荼施行中，更不要说1995年“党政军退出三台”（当时仅有的三家无线电视台，亦即现在的台、中与华视）提出之际，社运团体就有分裂，不肯区分党政军的主张固然成了主流，但呼吁要予以区分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已存在。
还原认知后，修法的作法就是把前引条文删除“政府”二字。若立法，那么，原法本来就有但书，“法律另有规定”，就可以让政府持股的公司如中华电信，得到该有的利国利民之行动空间，因此，创制新法就能解套。
NCC、文化部与交通部若能联合研究出修法之议，应该能在行政院内部形成共识，进而取得立法院及社会的支持。届时，台湾应该就不再是国际孤鸟（看外剧多于看本国戏剧的怪现象），而是飞入正常行列，收看本国多样及优质电视剧为主、他国电视剧为辅的愿景，就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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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猴山五百次，台湾268座三千公尺高山五十次；预定隐于市之前，完成一千次与一百次，并将发表旷世巨作，书名定于古巴革命六十周年时宣布。
老师您好，文中“…它说，反托【剌私】法是用来稳定现状的…”，应属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