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二, 一月 19th, 2021

传播政策2024：两年串连　一年推广／冯建三

传播政策进入执政者视野

最早是1967 至1973 年，教育部下设文化局，位阶虽低，但执掌与现在的文化部，几乎相同，且其首长仅有一位（王洪钧），并且来自于新闻传播的专业。相较于新闻局长从1973至2012年有23位，且负责宣传（需要传媒配合），又有权规范传媒，致使角色存在冲突，完全不同。文化局年代，也是台湾第一次要就广播电视立法，并且有意调整生态，引入欧洲公共广电机构的时候，如杨秀菁的博士论文所示。虽然，彼时仍在戒严，若引入，是否能如人意，可能无法乐观，但也许仍有机会如同南韩，其军权年代扩大的公有传媒资源，日后随民主化的进展，已向自由多样与平衡的价值靠拢。

第二次起自1970年代晚期，在新竹开办科学工业园区，其后并创设“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之外，政府面对四处窜起的“第四台”，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如同英国，宣称要以“娱乐带动革命”，让厂商投入更多的影视节目及电子隔空服务，求使传播含内容产业的发展，能够纳进公权力引导的路径。二是把新科技视如蛇蝎，把第四台当作是松动资讯控制及教化的威胁。因此，行政院当年一方面在短暂数年期间，就已投入三千多万台币，翻译与研究海外成例，编纂十余册文献，他方面新闻局四出剪除业者的线路，并不手软。两个方案并行至1983年初春，因行政院长孙运璿中风、负责有线事务的政务委员费骅车祸身亡，致使力主前项选择的经济干员的力量，顿失依托，公权力从此压制而不是规划有线电视的发展。

孙运璿离职之后，先前他在1980年首次提及、亦可说是文化局的提议之后，政府再次表示，我国当有第四家无线电视台，并且是要“公共”为之，也就沉寂。公视的建设，要到解演以后的1990年代，才告再起。

政府怠惰、社会压力不足，发展公共媒体仍是未竟之业

第三次是，在英国与中国大陆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政府认为我国有机会取代香港的部分经贸活动，于是从1993年起，推出“推动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计画，次年并将媒体纳入。其后，行政院委外的相关传播研究案至2000年，超过十种。不过，“亚太媒体中心”的提案，一开始就遭质疑，至中央行政权首度轮替后，寿终正寝；民进党入主的文建会，另提“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重点，国民党在2008年回取政权后予以承继，并在2010年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设定了2019年底“文化内容策进院”的创制。但是，尽管民、国两党难得相同，都是环绕文创说话，但两党也同样对于文创事业当中，文化与经济成分最高的影音内容及其制度，没有提出正确的作为。

比如，行政院在1990年的规划，公视的年度预算是六十亿，现在当超过百亿，实则如今一年仅编列九亿，虽然每年另有取自有线订户的经费与政府特别预算及民众捐赠，但额度低且不稳定，势将折损资源的使用效能。这个现象所暴露的政府苟且与不负责任，同样表现在政府未能善事处理华视的转型工作，对于原民与客家及“台语”频道（民间可这样说，惟作为政府代全体人民出资的该频道，“台语”之名也许并不妥当）以及国际传播，当与公视有些什么关系，行政院似乎没有定见，这是尊重主管部会的专业意见吗？或者，这是放任各自的本位主义，使得彼此的资源共用与综效发挥，打了折扣？

由于政府编列给公视的预算，第一年是12亿，至第三年就是9亿。其后年度若要超过9亿，就得另立名目。照片授权：CC BY-SA 3.0 (Solomon203)

公视的年度预算如今一年仅编列九亿。照片授权：CC BY-SA 3.0 (Solomon203)

民进党政府主动提出“文创说”，但对于扩大公共电视（最初是一个频道，现在有八个）之议，以及因前者而来，有关华视资产（价值数百亿）及其转型，民进党也许应该说是半主动。这就是说，陈水扁竞选总统期间提出的“公民社会的传播媒体政策蓝图”起了头；其次是21所大学院校在2000年底成立“无线电视民主化联盟”，诉求“反对彻底私有化、台视华视公共化、中视民视专业化、无线电视民主化”，加上其后的游说与多种出版品；最后是，青壮派民进党立委的付出并结合在野党，共同用力，遂能让扩大公视之议通过纳进华视而开展。

虽然排上议程，但政府怠惰、社会压力不足，二十年前的诉求，今日尚未完全落实。然而，环境今非昔比，更需要传播政策，政府未必不会继续怠惰，社会若不想方设法，敦促政府回应，传播环境难道会自行改善，走向正道？并无可能。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考虑，是否应该有个起点，如以2024年的总统与立委选举为目标，及早准备？

媒体改革运动的长期努力

“媒体改造学社”（媒改社）成员另有社团，从2010年起，至少推动《新闻业的危机与重建：全球经验与台湾省思》、《在地翻转：台湾社区媒体新浪潮》…等五本文集的出版。媒改社在2011 年入秋后，联合“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以及“传播学生斗阵”，一起参与“我要好总统连线”，针对参选中华民国第十三届总统的三组主要候选人，准备了四套传媒议题，次（2012）年并出版《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专书。2013年媒改社、媒观及传学斗再提〈《广播电视壟断防制与多元维护法》草案：我们的共同分析与看法〉。2016年则在《传播、文化与政治》期刊第三期，推出“文化与媒体政策倡议书”。

先前的这些论述与主张存在至今，其纪录与价值不因公权力是否吸纳而消失。这个认知，原本是所有从事社会更新的人，会有的认知与准备，这是尽人事、日日新、滴水穿石的自我提醒与惕励，人若不自助，天意也枉然，天助自助者。

现在，媒改社与关注民主的人仍可努力，或许愿意开始共谋，规划未来三年的重要工作，提出“2024传播政策”？这是量力而为，也是策进自勉。容请提出抛砖引玉的想法，暂以“两年串连，一年推广”，说明如后。

“媒体改造学社”（媒改社）成员另有社团，从2010年起，多番提出传播政策的论述与主张，存在至今。

串连有心人，众志成城擘划“2024传播政策”

回顾过往，包括规模最大的“公民社会的传播媒体政策蓝图”，从撰写、修订再到推广，前后的时程都在数个月至一年多之间，不算太短，但也不能说是充裕。确定的是，参与者讨论相关文字的时间不足，内中的主张及细部论证，乃至彼此或有并不一致的地方，未必得到疏通。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文书虽然出版了，但熟知这些主张的人力并不足够，若说要推广，限制就多，致使外界少有机会闻问，遑论共鸣。这些传播政策文书所要诉求的人，可以分作四类。第一类，其（未来）工作与传播政策直接相关的人，又可分作三种，一是媒体社团如媒改社、媒观、记协及媒体工会等等，二是高校传播科系师生，三是目前涉及各种传播内容产制流通的人。第二类是从事民主改革，也就必然关注传媒的社团与人士。第三类是行使公权力的行政与立法人员。第四类是前三类以外的社团与社会大众。

有心人若能在短期之内开始绸缪，期以三年，第一阶段先以两年“串连”，第二阶段就是“推广”一年。

串连有前后之分，前半段研拟彼此都能同意的政策主张及其细部推演，并且在此期间，先行纳入第一类的第一种社团与人，在内部以读书会、（线上/线下）讨论会的形式，让参与的人在形成这些共同主张的过程，熟悉彼此也推敲政策内涵，这就等于是同时为后续的推广工作，完成自我培力与成长的工作，也蓄积了足够的人力与精神。到了后半段，投入第一阶段前半段的人与社团，现在已有能力，能与第一类的第二与第三种人，以及第二类人，开始联系与沟通，或者，有时这会是说服与修改原有的政策内涵。

第一阶段虽是两年，也分前后两段，但未必是前段、后段一年，而更可能是前段耗时会长一些，后段短些，比如，也许半年或再少些。

有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成果，具体的政策内涵与文字，也就成形，甚至出版了。此时，就是向第三类与第四类人“推广”，前阶段已经知悉的第一与第二类人也能扮演推广的角色，虽说彼此参与或负责的程度，多寡有别而轻重不等；比如，第一类三种人的学习或工作，既然与传播直接（潜在）相关，可能会多些。进入推广之后，已经成形的政策主张与文字，虽然仍有可能修正，惟应在第一阶段，就先设定需要在满足何种条件下，方可予以调整。推广的工作形式，从面对面游说、说明，以及参加公听会、记者会、讲演、座谈，撰写学术论文或通俗文字于传统或新媒体发表，或通过自媒体对外发送，都可采行。发表的内容固然因人而异，可以各适其所各自发挥所长，但在第一阶段时，有心人与社团，自可先行准备若干“套餐”，长短不拘而影音图文皆可，只要传达的意旨相同，不拘表达形式，若有，以此提供愿意投入推广之人，或作参考而改作，或是直接使用，应该是很合适的作法。

当然，第一与第二阶段的二分法，只是权宜之说，实践的过程是整体运行，哪个阶段需要多些时间，哪些工作又可以缩短，仍将在运动中调整，并不碍事。紧要的是，“2024传播政策”会有哪些内涵？有没有足够的有心人，愿意启动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