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就预见了假新闻?/魏玓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预见了假新闻吗?
梁启超1896年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创刊号上他写了一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是中国近代新闻媒体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他当时观察西方(包括亚洲最西化的日本)报业,就已经发现了五项弊病:
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下略268字)
为了避免读者看到这一大串的类文言文而打退堂鼓,我不耑浅陋地简要整理如下(当然我会把原文附录在文末[1],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再推敲。这里的整理肯定是简化的,但基本上应该有掌握要旨,若有错误,欢迎指正):
- 琐碎、低俗、祕辛、乡野杂谈;
- 查证不实、不正确的报导;
- 挟带私人恩怨或利益考量的偏颇评论;
- 凭空捏造的新闻;
- 部分内容恐过度简化,品质尚需提升。
咦,这些弊病,我们都不陌生啊!更准确地说,这不也是当前台湾媒体常见的弊病吗?更奇妙的是,这些描述,还不乏「最新的」弊病,也就是近来被热议的「假新闻」议题。牛津大学路特斯研究中心近期发表的《2018新闻、媒体与科技趋势报告》里面多所论及假新闻议题,并指出当前一般认知的假新闻有以下五种:
-
讽刺(娱乐的、戏谑的、搞笑的);
-
烂新闻(肤浅、不正确、煽情耸动);
-
政治宣传(旗帜鲜明的党派立场、政令宣传、公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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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化新闻(混入广告、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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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造的新闻(牵涉私利、政治驱动、恶意抹黑)
这些说法,跟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的描述,是多么接近!那这只有两种解释:要不,梁启超不仅是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个预言家;要不,这套源自西方的现代媒体建制,从生成之初就内涵了这些弊病的基因。
换句话说,其实当前的「假新闻」议题,并不是新鲜事(即便社群媒体兴盛扮演了关键的传散角色,但假新闻的本质根植于新闻本身的这件事情,并不因此改变)。问题是,我们该怎么面对和解决?
做为一个改革家,梁启超当然是采取正面且乐观的应对。他认为,报业(或广泛的说新闻媒体)固然有这么多弊病,但是实施结果的不尽如人意,并不就意味着这件事情不应该推动,对当时的中国尤然。不过他并非天真,他很准确地看到,西方的报纸与政治、社会存在特定关系条件,方能发挥效果,这些关系条件,(当时)中国并不具备。要中国报业立刻复制西方报业的功能,自是不切实际,但他相信「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
我们当可体会梁启超乐观之必要,但这样的思考和操作,究竟适不适合当时的中国乃至后来的两岸社会,其实是可以好好讨论的课题,不过却不是本文在这里可以处理的。
回到假新闻。如果我们仍选择接受和信仰这套现代新闻媒体建制,那么我们显然必须回到这套建制的根本(包含其与其他社会部门的适当关系条件),才能真正解决假新闻的问题──或者更准确的说法不是「解决」,而是如何与假新闻「共生」(因为它不可能被去除)。这有点像病菌或疾病之于人体,人不可能不生病,但如何保健、强身、增加抵抗力,或许比彻底消灭病菌更重要也更可行。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是包含梁启超以及之后一百多年来吾人尚未能参透的,那就是,有没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不同于西方现代媒体建制的其他媒体建制呢?说不定,从在地历史和社会长出来的、更适合在地文化和习惯的媒体建制,正好有能够克服假新闻的办法呢?这恐怕不只要花十年,更无法预期「必可渐备」,但仍值得我们想一想。
[1] 五项弊病的原文是: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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