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就预见了假新闻？／魏玓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预见了假新闻吗？
梁启超1896年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创刊号上他写了一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是中国近代新闻媒体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他当时观察西方（包括亚洲最西化的日本）报业，就已经发现了五项弊病：
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下略268字）
为了避免读者看到这一大串的类文言文而打退堂鼓，我不耑浅陋地简要整理如下（当然我会把原文附录在文末[1]，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再推敲。这里的整理肯定是简化的，但基本上应该有掌握要旨，若有错误，欢迎指正）：
- 琐碎、低俗、祕辛、乡野杂谈；
- 查证不实、不正确的报导；
- 挟带私人恩怨或利益考量的偏颇评论；
- 凭空捏造的新闻；
- 部分内容恐过度简化，品质尚需提升。
咦，这些弊病，我们都不陌生啊！更准确地说，这不也是当前台湾媒体常见的弊病吗？更奇妙的是，这些描述，还不乏“最新的”弊病，也就是近来被热议的“假新闻”议题。牛津大学路特斯研究中心近期发表的《2018新闻、媒体与科技趋势报告》里面多所论及假新闻议题，并指出当前一般认知的假新闻有以下五种：
-
讽刺（娱乐的、戏谑的、搞笑的）；
-
烂新闻（肤浅、不正确、煽情耸动）；
-
政治宣传（旗帜鲜明的党派立场、政令宣传、公关操作）；
-
广告化新闻（混入广告、业配）；
-
捏造的新闻（牵涉私利、政治驱动、恶意抹黑）
这些说法，跟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的描述，是多么接近！那这只有两种解释：要不，梁启超不仅是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个预言家；要不，这套源自西方的现代媒体建制，从生成之初就内涵了这些弊病的基因。
图／梁启超
换句话说，其实当前的“假新闻”议题，并不是新鲜事（即便社群媒体兴盛扮演了关键的传散角色，但假新闻的本质根植于新闻本身的这件事情，并不因此改变）。问题是，我们该怎么面对和解决？
做为一个改革家，梁启超当然是采取正面且乐观的应对。他认为，报业（或广泛的说新闻媒体）固然有这么多弊病，但是实施结果的不尽如人意，并不就意味着这件事情不应该推动，对当时的中国尤然。不过他并非天真，他很准确地看到，西方的报纸与政治、社会存在特定关系条件，方能发挥效果，这些关系条件，（当时）中国并不具备。要中国报业立刻复制西方报业的功能，自是不切实际，但他相信“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
我们当可体会梁启超乐观之必要，但这样的思考和操作，究竟适不适合当时的中国乃至后来的两岸社会，其实是可以好好讨论的课题，不过却不是本文在这里可以处理的。
回到假新闻。如果我们仍选择接受和信仰这套现代新闻媒体建制，那么我们显然必须回到这套建制的根本（包含其与其他社会部门的适当关系条件），才能真正解决假新闻的问题──或者更准确的说法不是“解决”，而是如何与假新闻“共生”（因为它不可能被去除）。这有点像病菌或疾病之于人体，人不可能不生病，但如何保健、强身、增加抵抗力，或许比彻底消灭病菌更重要也更可行。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是包含梁启超以及之后一百多年来吾人尚未能参透的，那就是，有没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不同于西方现代媒体建制的其他媒体建制呢？说不定，从在地历史和社会长出来的、更适合在地文化和习惯的媒体建制，正好有能够克服假新闻的办法呢？这恐怕不只要花十年，更无法预期“必可渐备”，但仍值得我们想一想。
[1] 五项弊病的原文是：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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