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运动＠东南亚：女记者应该用专业来共同突围／张春炎
#MeToo运动在东南亚所创造的影响力，目前看来是显得微小，且需要因地制宜。诸如在缺乏健全法治保障的社会结构中，要职场女性将自己的遭遇赤裸裸呈现在公众，与狼人直球对决，恐怕更容易造成受害者的二度伤害，而正义也不见得能够伸张。因此将运动方式转而鼓吹社会更认知到女性平权的观念，以及推动制度面的改革，或许远比鼓励女性站出来要来得重要。
2018年8月3日，《时代杂志》于2017年底公布年度风云人物，是曾经遭到性骚扰并愿意打破沉默的他／她们（the silence breakers：the voices that launched a movement）。影片之中，MeToo最早的发起人Tarana Burke提到：
“我们不必羞耻，丢脸的是加害者，MeToo运动可以是沟通的起点或完整的讨论，这是对傲慢、对霸权、对霸凌的直接回击，我们不会再保持沉默。”
＃MeToo这个缘起于网路社群媒体的反性侵害运动。从北美、南美、欧洲一路到亚洲各地都有人响应，承认自己遭受到性侵害，其中不乏许多知名并富有影响力的女性，包括女星、记者、政治和文化工作者。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犯行被长年掩盖，归纳原因是一种职场上的“仗势性侵”，也就利用职位权势来进行欺压和性犯罪。＃MeToo运动所开启的力量，也确实使得各个社会更难以漠视女性受骚扰的问题。在一些成功的例子里，借助公审力量，让丑事被公诸于世的恶狼难以躲藏，不仅驱使恶狼下台、被开除或受审入监。串连起的声量也会使得某些国家执法者更加注意，应该如何制订政策来改变既有的恶质文化。
＃MeToo这个缘起于网路社群媒体的反性侵害运动。从北美、南美、欧洲一路到亚洲各地都有人响应，承认自己遭受到性侵害，其中不乏许多知名并富有影响力的女性，包括女星、记者、政治和文化工作者。（REUTERS）
难逃政客狼爪：东南亚女记者挺身诉说职场遭遇
不独欧美掀起＃MeToo运动，东南亚如菲律宾妇女团体在今年国际妇女节走上街头，首先抓着总统打，抗议杜特蒂身为总统却口无遮拦，多次对女性说出性别歧视言论，并直指他是亚洲最不尊重女性的总统。
东南亚的政治“狼人”似乎到处有，一只比一支大尾且行径恶劣。相较于杜特蒂公开的性歧视，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人物恶行，则是较少受到公开挑战。独立新闻网站《亚洲通讯》（Asian correspondent），在今年（2018）一月以“女性记者、男性政治人物以及在东协的性骚扰传染病”为题，采访八位女记者。这八位分别来自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女记者，坦白揭露新闻职场种种不堪，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对女记者“手来脚来”、性骚扰，简直到了猖獗的地步。而这样的状况，更被视为是新闻职场文化，让以揭露真相、打抱不平为业的女记者们，大多选择隐忍，直到响应#MeToo精神才勇敢跳出来。
例如，一名印尼女记者在受访时说出自己遭遇。两年前她受命采访一名印尼官员，采访中男官员问她：做为一个34岁的女性记者怎么还是单身？有没有男朋友？当她回答自己有一个正在积极交往中的男朋友时，那名男官员居然追问：他的阴茎有多大？事隔一年，当这名女记者再度被指派采访这官员时，该官员再一次关心起她的男友小弟弟。即便感到不舒服，这名具有九年资历的女记者，持续接受公司指派，与这个男性官员保持采访关系。女记者谈起自己受辱的遭遇，无奈的说：她别无选择。
在东南亚，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对女记者“手来脚来”、性骚扰，简直到了猖獗的地步。而这样的状况，更被视为是新闻职场文化。（BBC/DAVIES SURYA）
一名马来西亚女记者则是遭受某位部长以各种方式性霸凌。初期只是言语骚扰，当她任职的媒体公司得知此事，反过头是要她善用“它”来获取有关政治丑闻的独家新闻。这名女记者受访时描述起自己的遭遇：“我有时会走进一个派对，他们会抓住并拥抱我，然后将舌头伸进嘴里来迎接我”。她说要拒绝这些“邀请”是不可能的，她认为这就是媒体的运作方式。但她也不期望未来有同业像她一样遭受这样的对待。
菲律宾女记者有同样的受害经验。从言语骚扰、传淫秽的私讯，到肢体抚摸和强迫亲吻都有。这八位女记者都用自己不堪的职场经验，证明这几个东协国家的民主殿堂之中，政客狼人是如何对于采访他们的女性记者有不当举动。即便受欺辱的事被公司知道，她们的受害仍然遭到漠视，显示当中存在一种猖獗的职场性骚扰文化。
事实上，早在2015年国际记协（IFJ）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及联合国妇女权能署（ UNWomen）就共同针对亚太地区的女性记者调查，发现亚太地区的媒体业面临一些挑战，这些地区的女性在媒体组织中缺乏决策权。有17.8％的受访者经验过性骚扰，有59%人则指出，这些犯行者就是他们的工作主管。
面对新闻圈的性骚扰文化，马来西亚记协的回应态度，更是作出了最坏的示范。
近期两名马来西亚女记者出面控诉，工作时遭受政府首长性骚扰。第一时间马来西亚记者协会主席Mohd Taufek Razak的对外回应，不但没有挺身捍卫女记者，反而是谈及马来西亚对性侵犯的理解不足，并且呼吁女记者不要穿太暴露或者性感的衣服。更令人翻白眼的是，他认为如果记者与消息来源双方具有“互惠关系”，那么性骚扰是难免的。特别是在那些具有吸引力的女记者之中，更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样的不当发言，也说明了马来西亚新闻圈严重缺乏女性权利保障的意识。
亚太地区的媒体业面临一些挑战，这些地区的女性在媒体组织中缺乏决策权。有17.8％的受访者经验过性骚扰，有59%人则指出，这些犯行者就是他们的工作主管。（Twitter）
＃MeToo运动＠东南亚：职业女性遭受更普遍的性欺凌
Ivy Josiah是一位维护妇女权益保障的推动者，她指出一项针对东南亚职业女性的近期调查中，有高达三分之一的职业女性经历多种形式的性骚扰。而在印尼和菲律宾两国的情况似乎更恶劣，调查显示高达58%和60％女性遭受职场性骚扰。2017年的另一项线上调查显示，有60%的马来西亚工作者遭受职场的性骚扰。Josiah认为，性骚扰文化像流行病一样，蔓延在东协国家的职场上。
在马来西亚妇女援助组织任职的Tan Heang-Lee提到，性骚扰文化之所以猖獗，一部分跟受害者常反过头来遭受责备有关。当受害者出面控诉时，可能反遭指责是“撒谎、夸大或过于敏感”。她点出了马来西亚存在着一种迷思，也就是认为受害者必须要做对一切事情，那么她们的受害才能够得到支持。相反的，侵害者却不会被用来这种高标准来受检视。狼人们对于自己的犯行总是有一大堆借口，而且还受到社会宽容。这样的文化，自然阻碍了女性勇敢站出来的机会。
此外，马来西亚法律几乎不能保护性骚扰受害者。在缺乏专法的情况下，现行法条仅适用于某些形式的性骚扰，例如骚扰是否构成殴打、刑事恐吓等。1999年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虽然制定了“预防和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守则（a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Prevention and Eradica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但守则是自愿原则，仅有少数公司注册自愿遵该守则。
女权运动者Ivy Josiah。（www.thestar.com.my/）
东南亚亟需反性骚扰专法来矫正歪风
#MeToo运动在东南亚所创造的影响力，目前看来是显得微小，且需要因地制宜。诸如在缺乏健全法治保障的社会结构中，要职场女性将自己的遭遇赤裸裸呈现在公众，与狼人直球对决，恐怕更容易造成受害者的二度伤害，而正义也不见得能够伸张。因此将运动方式转而鼓吹社会更认知到女性平权的观念，以及推动制度面的改革，或许远比鼓励女性站出来要来得重要。
订立反性骚扰专法，似乎是当务之急。Morais是Asmah的辩护律师，他于2016年成功协助她打赢了遭性骚扰的官司，这也是马来西亚最高法院的判决首例。只是这个缠讼六年、得来不易的胜诉，恰恰说明了法律对于马来西亚女性权益的保障，严重不足。Morais便认为，马来西亚应该参考邻近国家的专法，尽快制定反性骚扰的法律。 在东南亚，女记者及其他职业女性，正急需要获得更多的制度保障。有新闻指出，在#MeToo运动风潮下，印尼和马来西亚执政当局更正面回应社会呼声，研议订定反性骚扰专法。不同于其他职业，女记者应该更加擅用自身的新闻专业，用新闻来带动更多改变。多进行两性平权的报导，勇敢揭露狼人的故事，用力鼓吹法律、制度面的改善行动。用专业报导来跟恶质的社会结构直球对决，或许是早日摆脱恶质职场文化的办法。
（原文同步刊载于自由评论网）
张 春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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