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做新闻”与“做假新闻” ／江淑琳
假新闻从来都不是网路或社交媒体出现之后才产生的问题，不过因为社交媒体的普及，假新闻在近几年又成为讨论话题，国内外皆然。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假新闻蔚为话题。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第20天，脸书流传一篇文章，大意是几位在立法院内的记者如何设计学运领袖林飞帆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通电话，让郭台铭到立院见学生，这样就有新闻可做了。2009年美国“气球男孩”事件成功引起网友募款援助被父亲不慎放飞的男孩，结果证实为父亲为贩售自家生产的T恤而制造假新闻。
笔者犹记得刚当记者的第一天，报社主管吩咐，要在下午三点以前报稿单，让报社知道今天要“做”甚么新闻，之后不管换到甚么媒体，同业之间每次采访完新闻，用的句子通常也是，“报社说今天要做XX新闻或角度”，新闻，从来就不是自然发生，是做出来的。只是，怎么做？层次很不同。
第一种做新闻的方式，要理解当下社会脉络，利用社会对某些族群或文化的刻板印象去做新闻。例如，美国发生卡翠娜风灾，媒体刊登非裔美国人与白人搭著救生筏、手上拿着食物的照片时，媒体为非裔美国人那张照片下的图说是“趁火打劫”，为白人那张照片所下的图说是“填饱肚子”。一样照片，不同颜色，两样诠释。
第二种做新闻的方式，要理解新闻本身的脉络，选择报社要的角度。例如，经济成长率或是失业率等与数字相关的新闻，同样一个经济成长预测，有媒体报导“经济好转”，有媒体报导“不见起色”，差别在于比较基期。经济成长率是跟去年同期比较后的结果，试想，一位考90分的学生（上次考85分）跟一位考60分的学生（30分），前者因为比较基期高，只进步了6%，后者因为比较基期低，进步了100%，我们可以说，后者的成绩比前者好吗？一个数字，不同取舍，两样角度。
第三种做新闻的方式，对记者而言很简单，不必做功课、不用了解观察社会，只要在剪接或写稿的过程中，故意忽略掉受访者说话的脉络就好。这在编译新闻中很常出现，国外媒体只要提到“台湾”两字，进到台湾报社或电视台编译的眼中，就会特别放大翻译，仿佛编译都戴了隐形眼镜放大片，看成全世界时时刻刻都想着台湾，殊不知台湾可能只出现在一整篇新闻中的其中一句而已，不是该篇新闻的重点。
第四种做新闻的方式，对记者而言也不难，不管受访者说甚么，只要“套出”记者或报社想要的角度的那一句，有录音有画面就可以。甚至就算受访者不愿意回答，记者还是可以自问自的，再以一句“受访者并未否认”让读者误以为受访者是间接承认。
第五种做新闻的方式，已经不是“做”新闻了，是做“假”新闻，重点要划在“假”，“假”表示“不真”、“不存在”。过去的报社或电视台或许还不敢如此做新闻，这从“脚尾饭”事件当时受到的挞伐与当事人淡出新闻圈可以得见。
社交媒体普遍使用之后，则不断出现打脸主流媒体新闻的文章，显示记者已经不只是做新闻，而是做假新闻，也许报社或电视台主管在开完编前会后，都还没有打电话来告知现场记者当天欲做的新闻重点或角度时，现场采访记者已经“聪明”到可以做出报社或电视台爱之入骨的新闻了。
最后一种作假新闻的方式，也是社交媒体时代特有的令人担忧的方式，通常是为了商业利益或政治目的而散布不实的新闻内容，利用耸动的标题吸引读者点入阅读，读者或许因为没有能力判断真伪，也或者假新闻的内容与自己的政治倾向或认知相符，而扩大了假新闻所欲达到的效果。
如果是前几类因为媒体新闻产制过程或惯例而出现做新闻或作假新闻，读者犹可从媒体的政治立场或媒体背后的财团来判断新闻之所以如此呈现之因，而媒体记者也应深思：现在或未来，所有文字与影片都会成为纪录，媒体工作者所写所录都应要对得起自己。但若是社交媒体时代以新闻农场或其他造假方式传播的假新闻，相关单位与阅听众该如何查证，确实考验着相关单位与使用者对新闻产制过程的了解与媒体素养。
江 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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