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慢慢来
文/江淑琳
2014年北捷随机杀人事件到2016年3月内湖女童命案（小灯泡事件），台湾民众在这几年间，经历了事件本身与媒体报导所带来的震撼及恐惧。突发社会事件造成社会系统不稳定时，民众对媒体的依赖更深，媒体的角色与表现更受注意。事件过后近一个月，我们或许可以开始冷静思考：媒体即时、耸动报导造成哪些潜在效果？媒体报导是否可能少招致些批评、得到些赞赏？
社会对立
媒体以即时、煽情的方式报导社会新闻并不新鲜，甚或可能以人情趣味为由，认为这样的报导方式才具有新闻性。姑且不论媒体报导的方式是否煽情，媒体习惯片面理解之后继以情绪化的方式报导，才是问题所在。那么，甚么是情绪化的报导方式？例如，以过多的形容词报导新闻，加上新闻工作者个人的情绪描述事件状况以及加害人当下的表情或反应，套上一般对加害人的刻板印象，除了透过大众媒体报导之外，加上社群媒体分享扩散，媒体粉丝页“小编”以标题引导阅听大众仇视加害人，造成社会对立分化。
CNN效应
上述的报导方式，透过电视新闻频道即时、全天候播放，发生在新北市或台北市的社会事件受到全国阅听人关注，也因为不断重复播放，引发民众恐慌，出现“CNN症候群”。例如根据新闻报导，内湖女童命案（小灯泡事件）发生之后两天，台南一名12岁女童遭母亲男友“划伤颈部”，该事件经由脸书传散不久后，媒体速以“台南惊传割喉案”下标，400位民众聚集在警察局前要求交出嫌犯，警局甚至安排现场民众进入警局确认嫌犯并未落网才肯离去。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当关于事件的“讯息”逐渐被修正、清晰，大家才发现，这并不是随机割喉案，而是女童颈部遭母亲前男友划伤。但在大家弄清楚状况之前，媒体报导已经影响民众情绪、造成恐慌。
不信任
民众聚集台南警局不肯离去，又突显了另一个问题，民众对于体制的信任已经动摇。社会大众多半还是透过大众媒体得知新闻内容以及新闻角度，过去记者被教导不应该未审先判，现今媒体因为时间压力与煽情式报导风格，在报导的当时以暗示或主观判断诱导舆论审判加害者，这一方面影响司法判断，一方面造成民众对社会体制的不信任。事后若证明媒体报导与事实有出入，也连带使得民众对媒体的信任转为薄弱，对媒体本身并非好事。
究责、污名化
媒体报导重大突发的社会犯罪事件时，会试着找出加害者的个人特质，再将某种个人特质与犯罪事件构连起来，以此究责加害人。伴随此种究责方式而来的是污名化具有某种特质的个人，导致前述几种让人不乐于看见的媒介效果—社会对立、社会集体恐慌、社会对于个人及体制的不信任。例如“政大摇摇哥强制就医事件”，就显现出某种特质人格者被污名化为具有潜在伤害性，进而强化社会对立与对他人的不信任。
有些新闻可以“慢”
即时新闻社交媒体快速、广泛传递讯息以及让一般民众享有参与感等诸多功能，强化了上述各种媒介效果。社交媒体（如脸书）让讯息在社群间迅速传开，新闻媒体也运用新媒体推播即时新闻，消息传散快速的同时，也冒着过度简化与情绪化的风险。例如，速度让原本可以更为周延处理的新闻内容与画面断裂，阅听人必须不断拼凑即时更新的新闻以自行还原事件全貌，集体恐慌在这个过程中被酝酿、强化；例如，速度让加害人与被害人在短时间内被媒体塑造成符合社会期待的刻板印象、被污名化；例如，速度让每一次随机杀人事件的成因无法获得完整的分析讨论，新闻热潮一过就被遗忘，造成事件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持续存在。
速度不是造成大众媒体报导内容受到批评的唯一原因，但将速度搁于一边，或许有助于降低出错与被责难的机会。速度一直是新闻媒体自我设定的标准，但对阅听大众而言，速度恐非如此重要。突发事件造成社会瞬间动荡，媒体提供即时但不完整的讯息，只是徒增社会恐慌。当媒体不再一味追求速度，而是尽力查证、深入报导，媒体才可能再度受到民众信任，进而实践该有的社会责任。
江 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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