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远必自迩：公共媒体集团化的可行之路—先建立公共媒体平台／林丽云
今（2018）年初文化部提出重大的政策方向，也就是研修“公共媒体法”。文化部将提案修法，把台湾主要的三家公共媒体（公视基金会、中央通讯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以因应数位汇流并扩大公共媒体。这是历年来公共媒体的主管机关（包括前新闻局以及2012年以来的文化部）所提出的最大幅度改革，各方期待。本文建议，在推动集团化的大型工程时，可先从小型且重要的合作专案 — 公共媒体平台着手 — 作为先期的实验，逐步测试，不断修正，并在合作的过程中建立信任关系。
文化部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在数位汇流下，整合不同性质的媒体（如电报、广播、电视等）；而且我国主要三家公共媒体的规模均小；因此文化部修法以整并三家公共媒体，以建立产业规模，达到综效，并将本国的内容对国际传送，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文化部的政策作为，具有重大意义，效果长久，非常值得重视。首先，此政策规划开启了公共媒体政策讨论的新空间。其次，文化部也直接针对台湾公共媒体的困境（包括数位转型的方向不明确，以及长期以来规模与资源不足的问题）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因此，文化部的方案已经引起各界的重视与讨论。
但是，吾人必须了解，本次的修法是媒体整并的超大型工程，其所牵涉的范围很广，层面很多，并非一蹴可几的。它需要内外沟通，协商以及对话。文化部必须提出具体法案，阐述为何在数位时代台湾需要壮大公共媒体，同时应争取朝野立法诸公以及公民社会的支持。在三家公共媒体内部的整合上，吾人需注意到的是，这三家媒体不只是传输介质（电报、无线广播波、无线电视波）的差异，而各有历史传承，制度惯性以及人事结构等。如中央通讯社与中央广播电台，都有近百年的历史，连最年轻的公共电视台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三个组织的整并，可能有不确定性，需要不断的磨合、协调，很难由上而下的进行，而应聆听各部门员工的意见与期待，由下而上来进行。因此，修法整并三家公共媒体，有一段长远的路要走，因此也可能需一段很长的时间。
笔者建议，正当文化部着手推动修法时，三家公共媒体可以合作协力，推出公共媒体平台(public media platform)。它的意义是，建立一个公共数位平台，将公共媒体已有的内容重新编辑、策展，以提供更完整的公共服务内容，并经营社群，跟公众建立连结以及协力的关系。
例如，美国的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委托的研究《五十年后的公共媒体：“资讯公有地”的下一步》（Public media at 50: What’s next for the information commons）即指出在数位时代公共媒体的重要。该报告指出，在1967年，美国推动公共媒体法，主要的用意是希望当时的新媒体（电视）提供公共服务内容，也就是社区中所需的新闻与资讯；五十年后的数位时代，公共媒体仍应存在，因为公共媒体具公共服务导向，仍为市场所无法供给的；如目前的数位媒体或平台虽提供了很多数位新闻、但公共服务不足，调查报导有限，且立场经常偏颇，假新闻充斥。该报告并进一步主张应成立公共媒体平台，以整合公共媒体的内容，提供全国与在地的即时消息，并用多媒体（声音或影像）；相对地，目前的平台商（如谷歌与脸书等）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策略收集、使用以及贩卖个人资料（data），却不提供公共服务内容，也没有任何问责机制。由此可见，在数位时代，公共媒体平台十分重要。
建立公共媒体平台，可能是吾国公共媒体整合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文化部所推动的修法与组织整合，属于较大规模的变动，其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也需要较多的时间，较周详的考量，较细腻的手腕来进行。根据“精实创业”的原则，在环境不确定时，组织要创新，固然眼光要大、但必须从“小”做起，以最小可行产品（或服务），再不断实验与测试，再评估是否要调整方向。由此观之，目前推动公共媒体平台至少有几项优点。第一，相对于组织整并的大工程，公共媒体平台算是较小可行的产品。文化部可以专案的经费支持，由主要的公共媒体各派人员组成小型的工作小组，规划内容的分享、共用、搜寻、编辑策展等。从中应该可以发现组织间合作的问题（如资讯系统、著作权、档案资料库格式等），并逐步修正解决，为未来的整合作准备。
第二，借由此平台，公共媒体也可发挥综效并扩大影响力。我国主要的公共媒体各有不同的强项与内容。如中央社以文字、国际新闻为主，公共电视台的新闻部以影像、深度报导为主，央广则以广播、国际传播为主。另外，公视的Peopo新闻平台更有众多公民新闻与记者。编辑团队即可针对它们的内容进行策展、推广与行销，并可望以最小成本达到一定的效益。
第三，在平台巨贾宰制全球、称霸世界的媒体环境中，本国公共媒体平台就相对显得十分重要了。目前我国与世界各国一样，主要的数位平台都是以美国科技公司（如谷歌、雅虎以及脸书等）为主；正如前述《五十年后的公共媒体：“资讯公有地”的下一步》报告所指出的，这些平台业者接受超级大量的商业广告，操弄演算法，成为假新闻的散布中心，却不需负担公共责任。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教授Nick Srnicek 出版的《平台资本主义》一书即批判数位平台的垄断与危害；他并据此在2017年八月三十日的《卫报》投书，主张应建立本国的数位平台。而我国公共媒体具有可信度，受到专业团体肯定。如根据媒体观察基金会在2015年对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即指出，中央通讯社、公共电视台是可信度最高的新闻媒体。其实，由公共媒体所成立的平台，不只新闻已经受到信任，而且此平台可不受商业利益之影响，并能公开问责，提供正确可信的消息。在假新闻充斥的环境中，公共媒体平台正可发挥守望的功能。
综上所述可知，文化部提出公共媒体修法时，我国主要的公共媒体可合作推动数位平台。它可作为最小可行的合作模式，在过程中不断修正方向与作法。而这个公共的平台本身也可发挥影响力，提供社会所需的公共服务内容，也正可说明为何在数位时代仍需公共媒体。因此，本文期待，有志之士能先推动公共媒体平台之实验，朝向公共媒体集团化的愿景迈进。
原文刊在，公共电视基金会出版之 开镜杂志，第四期。
参考资料：
Levin, B. (2017). Public media at 50: What’s next for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nightfoundation.org/public-media-white-paper-2017-levi
Srnicek, Nick. (2016). Platform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
Srnicek, N. (30 August 2017 )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
文化部（2018年1月18日）。〈文化部研修公共媒体法，重新定位华视〉。《文化部网站》。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78936.html
廖宜怡译（2017）。《精实创业：用小实验玩出大事业》。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
媒体观察基金会（2015）。《台湾新闻媒体可信度研究报告》。http://www.mediawatch.org.tw/sites/default/files/20150210%E5%AA%92%E9%AB%94%E5%8F%AF%E4%BF%A1%E5%BA%A6%E7%A0%94%E7%A9%B6%E5%A0%B1%E5%91%8A%E5%AF%A6%E5%8B%99%E7%89%88new.pdf
林 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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