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四, 四月 19th, 2018

行远必自迩:公共媒体集团化的可行之路—先建立公共媒体平台/林丽云

今(2018)年初文化部提出重大的政策方向,也就是研修「公共媒体法」。文化部将提案修法,把台湾主要的三家公共媒体(公视基金会、中央通讯社及中央广播电台),以因应数位汇流并扩大公共媒体。这是历年来公共媒体的主管机关(包括前新闻局以及2012年以来的文化部)所提出的最大幅度改革,各方期待。本文建议,在推动集团化的大型工程时,可先从小型且重要的合作专案 — 公共媒体平台着手 — 作为先期的实验,逐步测试,不断修正,并在合作的过程中建立信任关系。

文化部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在数位汇流下,整合不同性质的媒体(如电报、广播、电视等);而且我国主要三家公共媒体的规模均小;因此文化部修法以整并三家公共媒体,以建立产业规模,达到综效,并将本国的内容对国际传送,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文化部的政策作为,具有重大意义,效果长久,非常值得重视。首先,此政策规划开启了公共媒体政策讨论的新空间。其次,文化部也直接针对台湾公共媒体的困境(包括数位转型的方向不明确,以及长期以来规模与资源不足的问题)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因此,文化部的方案已经引起各界的重视与讨论。

但是,吾人必须了解,本次的修法是媒体整并的超大型工程,其所牵涉的范围很广,层面很多,并非一蹴可几的。它需要内外沟通,协商以及对话。文化部必须提出具体法案,阐述为何在数位时代台湾需要壮大公共媒体,同时应争取朝野立法诸公以及公民社会的支持。在三家公共媒体内部的整合上,吾人需注意到的是,这三家媒体不只是传输介质(电报、无线广播波、无线电视波)的差异,而各有历史传承,制度惯性以及人事结构等。如中央通讯社与中央广播电台,都有近百年的历史,连最年轻的公共电视台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三个组织的整并,可能有不确定性,需要不断的磨合、协调,很难由上而下的进行,而应聆听各部门员工的意见与期待,由下而上来进行。因此,修法整并三家公共媒体,有一段长远的路要走,因此也可能需一段很长的时间。

20180419_公共电视

笔者建议,正当文化部着手推动修法时,三家公共媒体可以合作协力,推出公共媒体平台(public media platform)。它的意义是,建立一个公共数位平台,将公共媒体已有的内容重新编辑、策展,以提供更完整的公共服务内容,并经营社群,跟公众建立连结以及协力的关系。

例如,美国的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委托的研究《五十年后的公共媒体:「资讯公有地」的下一步》(Public media at 50: What’s next for the information commons)即指出在数位时代公共媒体的重要。该报告指出,在1967年,美国推动公共媒体法,主要的用意是希望当时的新媒体(电视)提供公共服务内容,也就是社区中所需的新闻与资讯;五十年后的数位时代,公共媒体仍应存在,因为公共媒体具公共服务导向,仍为市场所无法供给的;如目前的数位媒体或平台虽提供了很多数位新闻、但公共服务不足,调查报导有限,且立场经常偏颇,假新闻充斥。该报告并进一步主张应成立公共媒体平台,以整合公共媒体的内容,提供全国与在地的即时消息,并用多媒体(声音或影像);相对地,目前的平台商(如谷歌与脸书等)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策略收集、使用以及贩卖个人资料(data),却不提供公共服务内容,也没有任何问责机制。由此可见,在数位时代,公共媒体平台十分重要。

建立公共媒体平台,可能是吾国公共媒体整合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文化部所推动的修法与组织整合,属于较大规模的变动,其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也需要较多的时间,较周详的考量,较细腻的手腕来进行。根据「精实创业」的原则,在环境不确定时,组织要创新,固然眼光要大、但必须从「小」做起,以最小可行产品(或服务),再不断实验与测试,再评估是否要调整方向。由此观之,目前推动公共媒体平台至少有几项优点。第一,相对于组织整并的大工程,公共媒体平台算是较小可行的产品。文化部可以专案的经费支持,由主要的公共媒体各派人员组成小型的工作小组,规划内容的分享、共用、搜寻、编辑策展等。从中应该可以发现组织间合作的问题(如资讯系统、著作权、档案资料库格式等),并逐步修正解决,为未来的整合作准备。

第二,借由此平台,公共媒体也可发挥综效并扩大影响力。我国主要的公共媒体各有不同的强项与内容。如中央社以文字、国际新闻为主,公共电视台的新闻部以影像、深度报导为主,央广则以广播、国际传播为主。另外,公视的Peopo新闻平台更有众多公民新闻与记者。编辑团队即可针对它们的内容进行策展、推广与行销,并可望以最小成本达到一定的效益。

第三,在平台巨贾宰制全球、称霸世界的媒体环境中,本国公共媒体平台就相对显得十分重要了。目前我国与世界各国一样,主要的数位平台都是以美国科技公司(如谷歌、雅虎以及脸书等)为主;正如前述《五十年后的公共媒体:「资讯公有地」的下一步》报告所指出的,这些平台业者接受超级大量的商业广告,操弄演算法,成为假新闻的散布中心,却不需负担公共责任。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教授Nick Srnicek 出版的《平台资本主义》一书即批判数位平台的垄断与危害;他并据此在2017年八月三十日的《卫报》投书,主张应建立本国的数位平台。而我国公共媒体具有可信度,受到专业团体肯定。如根据媒体观察基金会在2015年对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即指出,中央通讯社、公共电视台是可信度最高的新闻媒体。其实,由公共媒体所成立的平台,不只新闻已经受到信任,而且此平台可不受商业利益之影响,并能公开问责,提供正确可信的消息。在假新闻充斥的环境中,公共媒体平台正可发挥守望的功能。

综上所述可知,文化部提出公共媒体修法时,我国主要的公共媒体可合作推动数位平台。它可作为最小可行的合作模式,在过程中不断修正方向与作法。而这个公共的平台本身也可发挥影响力,提供社会所需的公共服务内容,也正可说明为何在数位时代仍需公共媒体。因此,本文期待,有志之士能先推动公共媒体平台之实验,朝向公共媒体集团化的愿景迈进。

原文刊在,公共电视基金会出版之 开镜杂志,第四期。

 

 

参考资料:

Levin, B. (2017). Public media at 50: What’s next for the information comm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nightfoundation.org/public-media-white-paper-2017-levi

Srnicek, Nick. (2016). Platform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

Srnicek, N. (30 August 2017 )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

文化部(2018年1月18日)。〈文化部研修公共媒体法,重新定位华视〉。《文化部网站》。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78936.html

廖宜怡译(2017)。《精实创业:用小实验玩出大事业》。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

媒体观察基金会(2015)。《台湾新闻媒体可信度研究报告》。http://www.mediawatch.org.tw/sites/default/files/20150210%E5%AA%92%E9%AB%94%E5%8F%AF%E4%BF%A1%E5%BA%A6%E7%A0%94%E7%A9%B6%E5%A0%B1%E5%91%8A%E5%AF%A6%E5%8B%99%E7%89%88n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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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丽云

林 丽云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并为weReport调查报导公众委制平台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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