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投稿]比服贸更快更有效：传媒事业自由化及其不发展状态

然而进一步看产业要素所得的分配，占产出的比值：

很清楚的，对传播业的年产出而言，税赋与固定资本消耗的比重长期持平，而九○年代前半的工资占比在六成上下，甚至渐增，到九○年代末后开始开始走低；而企业的盈余占比则有相反趋势，至今两者不相上下。这个趋势和总体GDP的表现大约相当，但变动量大得多。

一般来说，传播业的人均工资，以及工资占产出比例，与其他部门相较都是偏高，即使不计普遍的财政补贴仍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传播业工人比较懂得团结，对资方的议价力较强；也不是因为传播业劳动力供给长期不足，事实上是相反，劳动力经常过剩。真正的理由是，传播业有别于其他部门的特殊性：明星之必要。不论是唱片、电影、电视剧、小说散文，明星与名人是刺激消费的保证。除了作为品牌用于行销，这些高端工作者的创意与能力很难被资方抽取出来平均化（即所谓的去技术），并且经常与产品自身结合（而非异化），作为个别工资议价上的有力筹码。与资方的劳雇关系，通常也按专案合约议定。通过经纪公司的运作，名气大小不等的工作者对资方可以挣得超过常人水平更多的报酬。大牌的甚至可以要求就销售结果作比例分配，而不只是得到计时或弹性计件工资。虽然大量的普通或未成名者的薪资低到无法存活，然而全产业平均起来仍较他部门为高。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传媒产业表面上过度竞争，理当求才若渴，但资方议价力仍持续升高。相对的工会势力本来薄弱，在工资拉锯上不起作用。工资占产出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也代表这个部门核心占领导位置、具有很强议价能力的工作者减少了。换句话说，传播业总体的技术构造转变，高技术的发想与执行者移出，低技术的工作者承接工作，产品品质则下降。然而我们也看到，这个部门并没有因为核心技术人力的移出而萎缩，产出持续增长。这样的现象表示，消费者接受了品质的下降，又或是有进口品替代来填补。

在台湾的视听部门，这两种可能性对我们而言都是现实。好比打开电视，千篇一律的低成本谈话性节目充斥；内容最容易去技术量产但几乎没有重播价值的新闻频道，将近十台；戏剧节目的制作成本倒退二十年；相对的日韩美中戏剧与综艺节目则是大行其道。这些现象让资深的电视制作人詹仁雄直言，台湾电视圈“危在旦夕”。由于台湾在九○年代就有不输今日的业者数量，因此我们可以确知这样的现象并非本地过度竞争的问题，而是在自由贸易过程中，我们的传媒产业逐渐被取代、被牺牲了。

回到这次服贸协议争议的焦点：中国。除了出版业与新闻业仍受高度管制，中国的视听服务部门，自上个世纪八○年代后期开始放宽外人参与制作投资。香港左翼电影公司首先赴中拍片，再回销香港本地。台湾则因与中国的冷战对抗关系，参进较晚，并且对中国影视商品设有许多输入障碍，以致赴中发展的人力难以兼顾本地市场（比如苏友朋与林心如），垫高了移往中国的顾忌。但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广大市场吸纳境外制作人才的力道增加，加上文化语言相近，台湾对中产品树立的输入障碍逐渐削除，让这些高端人力得以反向地将台湾视为次级市场（ancillary markets）。如今在本地培养发迹的生产者，莫不以中国市场动向马首视瞻，赴中发展者络绎于途，中心／边陲的生产关系逐渐成形。而这个趋势应当与前述本地传播业的不发展趋势有关连，并且无法从其持续增长的产出观察而得。

因此，虽然中国仍对本国视听部门高度保护，港台为参进中国市场，先是争取合制片的本国待遇（一方面也是中国作为后进者技术学习之必要），其次是将台港片视为本国片不受进口配额管制（虽然审批与发行仍有重重难关），先后成功。然而就香港的例子而言，由于不若台湾有主权难题，与内地的流通几乎已没有障碍，于今大多数的高端人力移往中国内地，长居北京上海等大城，港产电影核心竞争力流失，因此输中特许的优惠条件，已无意义。至今港产片数量极少，该部门平均工资持续倒退，工资与产出占比下降，与台湾前述的情况类似，并且迫使香港政府开始提拨制作基金来挽救电影业。

单就审视视听服务业的贸易障碍，中国其实早已逐步将台湾纳入同一经济圈内，追溯合制产品的发展史，可知进度在ECFA贸易协定的签署之前就已开始。我们已经知道ECFA以降，台湾电影输中的数量至今还不及中国电影输台，原因在中国视听业的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发行通路垄断在少数超大型国企手上，以及冗长莫测的审批过程作梗。由于高端制作人力的薪酬结构经常以销售量分成计算，因此他们不如直接赴中参与生产省事，促使本地产业空洞化。

经济部次长卓士昭近来履履呼吁，服贸协定生效后，台湾工作者可有更多赴中领取高薪的机会。诚斯言哉，视听服务业不用等到服贸签署，早已实现了卓次长的承诺。然而本部门的工资倒退，竞争力落后，产业边缘化，各种对厂商与工作者的财政补贴以有市场潜力为要件，说明了市场崩溃的现实，一如詹仁雄所言。这些，不知是否也在经济部的预测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