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員投稿]比服貿更快更有效：傳媒事業自由化及其不發展狀態

然而進一步看產業要素所得的分配，占產出的比值：

很清楚的，對傳播業的年產出而言，稅賦與固定資本消耗的比重長期持平，而九○年代前半的工資占比在六成上下，甚至漸增，到九○年代末後開始開始走低；而企業的盈餘占比則有相反趨勢，至今兩者不相上下。這個趨勢和總體GDP的表現大約相當，但變動量大得多。

一般來說，傳播業的人均工資，以及工資占產出比例，與其他部門相較都是偏高，即使不計普遍的財政補貼仍是如此。這並不是因為傳播業工人比較懂得團結，對資方的議價力較強；也不是因為傳播業勞動力供給長期不足，事實上是相反，勞動力經常過剩。真正的理由是，傳播業有別於其他部門的特殊性：明星之必要。不論是唱片、電影、電視劇、小說散文，明星與名人是刺激消費的保證。除了作為品牌用於行銷，這些高端工作者的創意與能力很難被資方抽取出來平均化（即所謂的去技術），並且經常與產品自身結合（而非異化），作為個別工資議價上的有力籌碼。與資方的勞僱關係，通常也按專案合約議定。通過經紀公司的運作，名氣大小不等的工作者對資方可以掙得超過常人水平更多的報酬。大牌的甚至可以要求就銷售結果作比例分配，而不只是得到計時或彈性計件工資。雖然大量的普通或未成名者的薪資低到無法存活，然而全產業平均起來仍較他部門為高。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傳媒產業表面上過度競爭，理當求才若渴，但資方議價力仍持續升高。相對的工會勢力本來薄弱，在工資拉鋸上不起作用。工資占產出比持續下降的趨勢，也代表這個部門核心占領導位置、具有很強議價能力的工作者減少了。換句話說，傳播業總體的技術構造轉變，高技術的發想與執行者移出，低技術的工作者承接工作，產品品質則下降。然而我們也看到，這個部門並沒有因為核心技術人力的移出而萎縮，產出持續增長。這樣的現象表示，消費者接受了品質的下降，又或是有進口品替代來填補。

在台灣的視聽部門，這兩種可能性對我們而言都是現實。好比打開電視，千篇一律的低成本談話性節目充斥；內容最容易去技術量產但幾乎沒有重播價值的新聞頻道，將近十台；戲劇節目的製作成本倒退二十年；相對的日韓美中戲劇與綜藝節目則是大行其道。這些現象讓資深的電視製作人詹仁雄直言，台灣電視圈「危在旦夕」。由於台灣在九○年代就有不輸今日的業者數量，因此我們可以確知這樣的現象並非本地過度競爭的問題，而是在自由貿易過程中，我們的傳媒產業逐漸被取代、被犧牲了。

回到這次服貿協議爭議的焦點：中國。除了出版業與新聞業仍受高度管制，中國的視聽服務部門，自上個世紀八○年代後期開始放寬外人參與製作投資。香港左翼電影公司首先赴中拍片，再回銷香港本地。台灣則因與中國的冷戰對抗關係，參進較晚，並且對中國影視商品設有許多輸入障礙，以致赴中發展的人力難以兼顧本地市場（比如蘇友朋與林心如），墊高了移往中國的顧忌。但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廣大市場吸納境外製作人才的力道增加，加上文化語言相近，台灣對中產品樹立的輸入障礙逐漸削除，讓這些高端人力得以反向地將台灣視為次級市場（ancillary markets）。如今在本地培養發跡的生產者，莫不以中國市場動向馬首視瞻，赴中發展者絡繹於途，中心／邊陲的生產關係逐漸成形。而這個趨勢應當與前述本地傳播業的不發展趨勢有關連，並且無法從其持續增長的產出觀察而得。

因此，雖然中國仍對本國視聽部門高度保護，港台為參進中國市場，先是爭取合製片的本國待遇（一方面也是中國作為後進者技術學習之必要），其次是將台港片視為本國片不受進口配額管制（雖然審批與發行仍有重重難關），先後成功。然而就香港的例子而言，由於不若台灣有主權難題，與內地的流通幾乎已沒有障礙，於今大多數的高端人力移往中國內地，長居北京上海等大城，港產電影核心競爭力流失，因此輸中特許的優惠條件，已無意義。至今港產片數量極少，該部門平均工資持續倒退，工資與產出占比下降，與台灣前述的情況類似，並且迫使香港政府開始提撥製作基金來挽救電影業。

單就審視視聽服務業的貿易障礙，中國其實早已逐步將台灣納入同一經濟圈內，追溯合製產品的發展史，可知進度在ECFA貿易協定的簽署之前就已開始。我們已經知道ECFA以降，台灣電影輸中的數量至今還不及中國電影輸台，原因在中國視聽業的產能過剩，競爭激烈，發行通路壟斷在少數超大型國企手上，以及冗長莫測的審批過程作梗。由於高端製作人力的薪酬結構經常以銷售量分成計算，因此他們不如直接赴中參與生產省事，促使本地產業空洞化。

經濟部次長卓士昭近來履履呼籲，服貿協定生效後，台灣工作者可有更多赴中領取高薪的機會。誠斯言哉，視聽服務業不用等到服貿簽署，早已實現了卓次長的承諾。然而本部門的工資倒退，競爭力落後，產業邊緣化，各種對廠商與工作者的財政補貼以有市場潛力為要件，說明了市場崩潰的現實，一如詹仁雄所言。這些，不知是否也在經濟部的預測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