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架空的⾔論⾃由？對台灣撐香港新聞⾃由的理解／張時健
香港新聞媒體繁盛與⾔論多樣，常⾒說法是其得益於香港居於東西⽂化碰撞的要衝所在。然⽽若以國族認同（即 B. Anderson 的想像共同體）的建構如何應⽤在地緣政治上的發展來思索，我們或可以有另種理解：
先是百年以來⼤英帝國的殖民地治理技術以收奪經濟營利為重⽽非⽂化／國族的統制（相較於法國）；其後回歸的安排⼜得到北京⼀國兩制的承諾使港⼈能安於有別中國境內的⾃由經濟體制，及相應的區域格局的⾃治系統與寬鬆的國族認同安排；⽽主權移交的過程經歷⼗數年的制度摸索， 甚⾄若以香港基本法立法完備為準，制度移轉的程序還跨過九七之後。
也就是說，先有殖民者默許（或不在意）的開放異族認同，後有長期的國族重建歷程，讓香港的⾔論不需配合固化的國族及其治理系統，能有多樣或甚⾄是實驗性的想像。可以說香港新聞業的⾔論⾃由，根據在模糊的認同或其建構過程的長期空窗狀態。
以想像的共同體理解香港新聞自由。圖片授權：pixy.org (CC0)
香港作為想像的中國人、可旁觀的飛地⋯⋯
然⽽這並不是說，香港新聞業⽋缺國族想像。相反，由多數漢族（⽽且多數有離散傷痕）組成的本地居⺠所展現的⾔論狀態更像是：作為（想像的）中國⼈，對既成但實際上不切⾝的中國國體，在香港有開放辯論的傳統。
先有孫⽂銳意發展的漢⽂化中⼼的國族論述及其不穩定的中華民國體制，在四九年後進⼀步發展為左右的拉扯：北有取得治理合法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的社會主義，東有偏安台灣的國民黨及其所謂繼承孫⽂遺願的「⺠主⾃由」體制，以及居間以母國制度為尚的開明派（因此親近或同情國民黨多些）。這些⾔論僅管各為其主，但⼤體同意⼀統的中國。
在港英政府默認的國族空窗下，香港新聞業揉雜了左中右的論述，記者從⽽體現或操練了⾃由主義報業的典型特徵：⾔論多樣性。也就是，香港作為單⼀國族的⾶地（enclave），但從不放棄對國族及其國體的議論，⽽其政治議論的範疇不限於向本地政府問責，同時及於華⼈的兩種國體（其⾼潮表現在對 1989 六四事件的議論與⾏動）。港⼈據於這個可旁觀的⾶地議論中國政治，養成了超然的精神。
這種向著中國（⽽不是向著⼤英帝國）超然地作政治議論的傳統，為他國媒體各有所需的中國報導同時提供沃⼟與屏障。長期以來，港英政府不只默許中國兩種政治體制的⽀持者或代理⼈在港活動，香港也作為這兩種體制的反對者或異議⼈⼠的避風港，從⽽成為外⼈觀察或理解中國發展的最佳窗⼝。
不像在台北或北京，要⽤折射或扭曲的⽅式理解對⽅，在香港⽽可以透視或直取兩⽅或多⽅的內部消息，或發展深入兩邊的情報網絡。⽽殖⺠者留下的按法與契約辦事的治理體系，也為外⼈提供可靠可預測的環境與制度。可以說，這是為何外媒在為中國報導安排駐地機構時⾸選香港。
架空的想像與企圖
這種超然的精神看似與⾃由主義新聞業的客觀需要相適應，能夠靈活地處理或不處理政治爭議，但港媒對中國政治的議論⽋缺可以直接比附往來的政黨，媒體⼈要轉換⾝份參與政治現實的空間極為有限 （但這在民主國家是常態）。
按 Hallin & Mancini 發展的比較媒體體系說，⾃由主義報業本來是政黨報業在政黨執政輪替常態化後脫胎形成的，平衡與客觀是從黨同伐異的的⾾爭史（流⾎或不流⾎、 暴⼒或非暴⼒）中逐步實現的，顯然這在香港並不，因⽽⽤來判定傳媒⾃由度的關鍵指標「與政黨主張的近似度」（political parallism）長久以來在香港沒有現實意義，也使得香港媒體在議論整個中國政體的合理性、包括共同體的想像及其實踐的企圖經常是架空的。
香港作為單⼀國族的⾶地（enclave），但從不放棄對國族及其國體的議論。圖：Joowwww@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台灣之不同於香港
相較之下，鑲嵌在本地政黨政治⽣態長成的台灣新聞媒體，相較之下較不「客觀公正」，筆法常夾帶政治熱情與選擇性呈現，因為這是為⾃⼰所從出的共同體書寫與進⾏論述實踐，在本地政治上有直接的作⽤（與反作⽤），⽽非⾃外於共同體、將共同體客體化作「客觀」報導（以傳媒教育的職業⽬標為例：香港⼤學訓練學⽣的職業預想是 CNN 與 BBC，⽽台灣並不）。
同時，與中國由共產黨⼀黨專政不同的民主⾃治系統，在台灣已經成形且常態運作，制度對比下⺠調顯⽰同意⼤⼀統中國台灣⼈⺠居於極端少數。這就與前述香港地位的特殊性相較有很⼤不同，台灣⾃有的共同體想像逐漸固化與成熟，⾸先就與港媒長久以來在漢族移⺠⾶地裡想像的國族⼀體的意識有根本性的分別。
從⽽，對開發華⽂圈新聞題材（特別是中國新聞）的第三地媒體⽽⾔，在台灣固化的國族與國族論述，以及相應的國體、國家安全要求與機敏⼈員跨境管制，都使報導的多樣前提與結果受限，不能與香港的開放狀態比擬。
當飛地狀態岌岌可危⋯⋯
隨着港區國安法的施⾏正式破壞了⼀國兩制的法治基礎，香港的⾶地狀態岌岌可危，也就是搗毀了傳媒開放多樣⽣態的條件，在港的本地與他國傳媒很難再架空地想像國體、評議中國政治，以及⾃由安全地接觸與組織中國異議⼈⼠與內部知情者。
相對的，台灣能夠提供類似的⾶地條件，包容香港曾有的左中右⾔論以及政治異⾒者嗎？
我們近年曾以內容偏向為準驅離中國駐台記者、禁⽌中國官媒與傳媒平台落地，我們⾃然也會以類似標準審查港媒，並且懷疑港媒或外媒的非「友台」報導 有政治⽬的；⽽⼀直以來我們對中國的⼈員在本地的活動有⾼強度管制，以及迫於外交現實需要隱晦地安置或中繼中國/香港政治難民，使外媒採集中國報導的新聞素材的⼟壤變得貧脊。
然⽽我們有必要重建香港傳媒的⾃由⼟壤在台灣嗎？
香港的新聞是⾃由的，我們也是，但兩者的前提、性質與⽅向都不同。武斷地說，從不⾃由的年代走過來的我們必須⼩⼼保護但堅持新聞⾃由的政體及其共同體，在新媒體時代重振萎縮的新聞業並健全共同體內部的公民社會，從⽽⽀持同意此前提的香港新聞⼈入台。
然⽽可以想像因此入台的港⼈數量會非常有限，⽽從「⾃由」的年代倒退回不⾃由的香港新聞⼈，多數會選擇留港實踐⾃⼰的貼地的共同體／政體論述（當特⾸普選無限延期、⼀國兩制與三權分立的體制破滅，那種⼀⾯愛國⼀⾯⽀持／享受新聞⾃由的精神分裂狀態何以為繼？）。
⽽置⾝事外的他國新聞媒體在香港被北京搞成兩百年前的⼩漁村前，⼤體會有變通辦法續留香港，以貼近觀察變局中的中國，這是不分國界的記者的本事與勇氣。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媒體改造學社成員
本文由《卓越新聞電子報》與媒體改造學社合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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