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與新聞業的關係不睦已是眾所皆知了。他認為新聞記者專找政府麻煩和扯後腿，有害偉大美國的再起。隨著年初以來境內Covid-19疫情升高，以及晚近非裔美人的民權運動遍地開花，川普和媒體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早前因為川普幾次在白宮記者會上的快嘴造成的公衛危機，老牌電視新聞CNN和MSNBC以保護人民福祉為由暫停直播川普記者會，言明不願為川普的自吹自擂作傳聲筒。晚近川普的出言不遜激化社會爭端，新聞業群起質疑，川普甚至拒絕對話，改派發言人和記者舌戰；他自己則連番在twitter發文上攻擊紐約時報等老牌新聞媒體專門炮製「假新聞」和他作對（同時大讚對他不離不棄的福斯新聞），是與民主黨政敵、左派、共產黨還有上街抗議的「暴民」一丘之貉。
美國總統川普與新聞業的關係不睦已是眾所皆知了。（圖片來源：Wikipedia；Public Domain）
川普政權與主流媒體的關係緊張，是因為美國新聞業克盡天職嗎？新聞教育確實強調記者要有無偏無私、為人民監督守望的專業義理。然而另一方面，新聞機構自身卻是有組織性地與有權者交好，使專業義理受到質疑。長久以來，針對新聞室的日常研究 （routine studies）指出，為維護新聞機構的常態運作，專線記者以及編輯與政治菁英素有往來，以確保新聞是可類型化的、可預測且可預先排程的，最終是滿足定時定量與定質地新聞產出。而新聞機構的科層建制，也保證了新聞業與主流政治勢力靠攏，就算偶有出現對另類主張友善的報導，也只是裝腔作勢以滿足人民對「公正客觀」的期待，實際上起的是吸納且馴化異端的作用。而公正客觀的新聞操作，微觀上是記者在面對爭議時用以自保（或置身事外）的必要手段，宏觀上促成無黨無派的表現有利於新聞機構最大化市場的商業目標。這從早年G. Tuchman在新聞室的田野調查，T. Gitlin的反戰運動研究，M. Schudson對報業史的考查，到晚近W. Bennet回顧性地整理新聞業與政治發展的關係，多少說明。
如果以上針對主流新聞業的日常研究言之成理，證成主流新聞業常態地偏向保守價值並迴護權力結構。那麼川普與新聞業的衝突何解？有人說這是因為商業媒體切割市場、訴求分眾閱聽人的愛好，像Bennet；有人說這是動態霸權（hegemony）捉放玩弄異端的過程，像Gitlin；晚近更常見的說法是：新媒體鼓舞了公民新聞學而促成主流媒體放軟身段與草民聲音貼近，像Castells。總之，新聞機構的保守是確定的；記者偶有的激進行動起因於結構的漏洞，或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結果。按此，如果新聞教育將記者訓練為有濟世的理想，那麼就是推他們入現實的火坑中受苦，既為難了記者也為難了新聞業。現實如此，我們也不難看到記者的濟世訓練正在打折，使記者在預備階段就貼合日常，以利無縫接軌業界需要。
白宮新任發言人Kayleigh McEnany近日經常代表川普政府與記者舌戰。（圖片作者：Gage Skidmore；授權條款：CC BY-SA 2.0）
然而如果新聞媒體的保守是日常的，那麼主流新聞業時不時挑戰權力的例外就很耐人尋味，長久以來能夠挑戰官商強權揭發弊端的記者，最能得到同業的推崇，眼前川普與記者間的叫罵則說明了拿了白宮採訪證的最主流的記者也不必然對有權者低頭。不同於定性地認為新聞機構的保守性，也有Z. Barbie主張個體行為之複雜能動，需置於社群認同的過程中內再理解，特別是在社會被分化以至於危殆動盪的時刻，解釋新聞實作也不僅僅用「他們都追逐商業利益」能統括。或可說，支持記者敢於質問的，既是專業義理，也是行規。而如果挑戰權力的例外其實是經常發生的（即使比例上是少數），甚至被行業共同承認且獎勵，那麼就更令人好奇了：在實作上，向權力低頭的日常是恆常的，但挑戰權力的例外也是恆常的，從而所謂的「理想」與「日常」，都是記者實作的現實（realities in practice）；記者的專業義理本來沒有也不需和日常貼合，但作為超越日常的必要存在，支撐起新聞機構的合法性，並且在實作中被行業共同推崇，在行業舉辦的新聞獎項中被確認/追認。因而問題變成是：那個履履破壞保守日常的「理想」，在實務中的根據是什麼呢？這不能說是結構漏洞。
這裡僅僅是個提問，還沒有答案。然而對照於美媒與川普的針鋒相對，我們還有本地的問題：與當權者對壘的記者似乎隱身了？這個對壘遠不只是強人所難的姿態，而是記者根據超越現實的預見對現實質問。面對一切「超前佈署」的政府，我們似乎愈來愈作為跟隨者（followers）而不是批判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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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土地讓我感到乾渴，所以相信農作、生活和知識活動一樣都要有機的才好。是說一再看到人在無機的狀態下也是活得天真自在，也就經常會在好與不好間掙扎。滿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