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四, 七月 5th, 2018

半路都可以出家 游行却不能半路加入!/戴瑜慧

1997年香港主权自英国移转到中国之后,每年都会举办“七一大游行”。但台湾社会的关注却不高,一个原因是台湾媒体报导不多。甚至连母公司曾经是香港TVB的TVBS,今年七月一日的晚间新闻,报导的却是香港尖沙嘴银楼被抢,而不是“七一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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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5年七一大游行场面。(新唐人资料室

没有报导的原因是没有新闻价值吗?其实今年的“七一大游行”有“新”的现象出现,亦即有新闻学上的新闻价值。而中港问题,特别是“一国两制”正经历“一国一制”的转化,对台湾而言,更有全面的参照性。台湾的游行自解严之后,已经成为台湾的一道风景,不少人都曾亲身经历过何谓游行。多元的议题、来自各方的群众,集合地点也各式各样,有自由广场、各行政部会、立法院、各党党部等。民众在集会地点等候出发,有的则是沿途加入,中途绕去吃冰喝凉更是莫大乐趣。

游行,是“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利。如果权利行使过程不自由,岂不显得怪异?但今年香港的游行,却是不自由到荒谬的程度了。第一,游行的起点被政府限制在范围极小的维园草坪上,不利集合。旁边更有支持建制派者举办庆祝回归的活动,容易引发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与造成七一参与者的心理恐惧。第二,政府甚至要求民众一律从起点出发,禁止民众在半路加入游行队伍。今年新增的规定已经显示香港政府近年的管治(governance)已经连表面的合理性都不需装模作样。港岛总区高级警司谢名扬甚至直接出言恫吓。对此,游行方也高举写着“抗议荒谬起点安排,市民有权安全起步,沿途加入无罪,警方恐吓可耻”的布条抗议。

对比2014年,可以清楚感受到香港政府对游行的身体、心理、舆论、技术障碍设置程度越发严重。例如笔者在2014年参与七一游行时,一出捷运车厢,就不时遭遇警察大声催赶(快点走、不要停)。在天桥高点拍照时,也是大声驱赶,阻止拍照(记者与官方人士可)。但今年连记者拍照都被警察靠近驱离,表示桥上不可逗留,可以拍几张,但不能架脚架。媒体也发现香港地铁公司似有督导人员带着与警务人员相似的随身摄录机,对着往游行地点方向前进的乘客拍摄。

香港政府是否已如同中国政府般大量使用摄录设备监控人民犹待观察。但是这种老大哥掌控人民资料的恐惧,已经进入人心。媒体对七一游行的参与者进行访谈,有些受访者就会有所顾虑不愿出镜。例如带着自制标语参加游行的四口之家,因为爸爸、妈妈和即将上中学的哥哥有所顾虑,只有9岁的弟弟愿意出镜。而根据牛津大学和路透社刚发表的《2018电子新闻研究》报告,现在已经有高达48%的香港市民担心在网上公开表达政见,会被政府当局找麻烦,此比例在全球排名第7。如果哪一天,面孔侦测系统、大数据和监控体系扩散的更全面,甚至自小开始掌握,会不会届时连孩童都有所顾虑,早早就被寒蝉效应的恐惧攫取心灵了呢?

无法自由行走的游行;无法自由公开表达的意见,已经是对“集会结社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的侵害。透过历史的向度,每年的七一游行恰恰成为清楚的尺标,画下一道又一道的痕迹,标示著香港自由人权的变化。七一游行,不仅是香港历史的座标,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指标,更是台湾这座漂流之岛,在国际霸权的震荡下,如何定锚的观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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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瑜慧
摆荡犹豫当只猫奴还是其实是个猫主,研究也像天平两端,在不同的领域间保持平衡与兴味。对彼岸的追寻,开启社会主义转型研究,延续至中国研究与区域传播研究。理论之外,需要靠近人的活动,底层研究、另类媒体、艺术治疗,反身中寻找统合,意义感是生命的驱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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