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週四, 七月 5th, 2018

半路都可以出家遊行卻不能半路加入！／戴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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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主權自英國移轉到中國之後，每年都會舉辦「七一大遊行」。但台灣社會的關注卻不高，一個原因是台灣媒體報導不多。甚至連母公司曾經是香港TVB的TVBS，今年七月一日的晚間新聞，報導的卻是香港尖沙嘴銀樓被搶，而不是「七一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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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15年七一大遊行場面。（新唐人資料室）

沒有報導的原因是沒有新聞價值嗎？其實今年的「七一大遊行」有「新」的現象出現，亦即有新聞學上的新聞價值。而中港問題，特別是「一國兩制」正經歷「一國一制」的轉化，對台灣而言，更有全面的參照性。台灣的遊行自解嚴之後，已經成為台灣的一道風景，不少人都曾親身經歷過何謂遊行。多元的議題、來自各方的群眾，集合地點也各式各樣，有自由廣場、各行政部會、立法院、各黨黨部等。民眾在集會地點等候出發，有的則是沿途加入，中途繞去吃冰喝涼更是莫大樂趣。

遊行，是「集會結社自由」的權利。如果權利行使過程不自由，豈不顯得怪異？但今年香港的遊行，卻是不自由到荒謬的程度了。第一，遊行的起點被政府限制在範圍極小的維園草坪上，不利集合。旁邊更有支持建制派者舉辦慶祝回歸的活動，容易引發兩個陣營之間的衝突與造成七一參與者的心理恐懼。第二，政府甚至要求民眾一律從起點出發，禁止民眾在半路加入遊行隊伍。今年新增的規定已經顯示香港政府近年的管治(governance)已經連表面的合理性都不需裝模作樣。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謝名揚甚至直接出言恫嚇。對此，遊行方也高舉寫着「抗議荒謬起點安排，市民有權安全起步，沿途加入無罪，警方恐嚇可恥」的布條抗議。

對比2014年，可以清楚感受到香港政府對遊行的身體、心理、輿論、技術障礙設置程度越發嚴重。例如筆者在2014年參與七一遊行時，一出捷運車廂，就不時遭遇警察大聲催趕(快點走、不要停)。在天橋高點拍照時，也是大聲驅趕，阻止拍照(記者與官方人士可)。但今年連記者拍照都被警察靠近驅離，表示橋上不可逗留，可以拍幾張，但不能架腳架。媒體也發現香港地鐵公司似有督導人員帶着與警務人員相似的隨身攝錄機，對着往遊行地點方向前進的乘客拍攝。

香港政府是否已如同中國政府般大量使用攝錄設備監控人民猶待觀察。但是這種老大哥掌控人民資料的恐懼，已經進入人心。媒體對七一遊行的參與者進行訪談，有些受訪者就會有所顧慮不願出鏡。例如帶着自製標語參加遊行的四口之家，因為爸爸、媽媽和即將上中學的哥哥有所顧慮，只有9歲的弟弟願意出鏡。而根據牛津大學和路透社剛發表的《2018電子新聞研究》報告，現在已經有高達48%的香港市民擔心在網上公開表達政見，會被政府當局找麻煩，此比例在全球排名第7。如果哪一天，面孔偵測系統、大數據和監控體系擴散的更全面，甚至自小開始掌握，會不會屆時連孩童都有所顧慮，早早就被寒蟬效應的恐懼攫取心靈了呢？

無法自由行走的遊行；無法自由公開表達的意見，已經是對「集會結社自由」和「思想表達自由」的侵害。透過歷史的向度，每年的七一遊行恰恰成為清楚的尺標，畫下一道又一道的痕跡，標示著香港自由人權的變化。七一遊行，不僅是香港歷史的座標，也是國際政治經濟變化的重要指標，更是台灣這座漂流之島，在國際霸權的震盪下，如何定錨的觀察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