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民粹：国族主义的粉丝政治／罗世宏
人说“当家不闹事”，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争议始终不断，特别是“旅行禁令”与大规模拘捕“无证移民”的行动，更让美国社会人心惶惶，上街抗议特朗普的示威游行不断。无怪乎，当家却带头闹事的特朗普被部分媒体称为“白宫里的造反派”。
特朗普上任后，急着兑现此前许多人并不完全当真的部分选举承诺，忙不迭地祭出限制全部难民和部分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在120天内禁止各国难民进入美国，并无限期搁置叙利亚难民入境；同时，还对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七国公民，实施长达90天的旅行禁令。此令一出，举世譁然，但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对此一禁令的态度却是支持的。若非还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出面制衡，此一禁令已是既成事实，但可以预料的是，未来类似这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政策势必将层出不穷，不会轻易改弦易辙。
同样地，去年让世人惊骇不已的另一起“黑天鹅”事件 ──英国脱欧公投，也折射出包括朝野两大党在内的英国主流政治菁英的自满与失算：主张留欧并自认稳操胜券的前首相卡梅伦贸然交付公民投票，而同样主张留欧的最大反对党（英国工党）竟也未在倡议宣传活动上卯足全力说服选民留欧。如今，充满反讽意味的是，当时一样主张留欧的内政大臣梅伊(Theresa Mary May)接任首相后，一改先前反对“脱欧”的个人立场，以尊重人民意志之名，完全不考虑反对脱欧的“少数”民意其实只以些微差距输掉公投。梅伊不仅着手启动脱欧程式，甚至还变相加码、不计后果地推动“硬脱欧”，而且公开表示将对移民采取更多限制，认定非如此不足以维护英国社会的凝聚。
分裂社会的“多数”民意
特朗普和梅伊采行的激进政策，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甚至还取悦了英美社会里的“多数”民意。很不幸的，此一政治发展态势已使联合王国面临变成“分裂王国”的风险（比如，强烈希望留欧的苏格兰即放话不惜脱离英国），也使美利坚合众国陷入形同“美利坚分众国”的对立氛围：沿着投票意向、特定政策议题立场的差异，社会分裂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民意阵营，一方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执政者，另一方则是毫无保留地反对执政者。
在确信获得相对“多数”民意支援的情况下，梅伊几乎是充耳不闻任何反对的声音，这除了是因为掌握国会执政多数席次的傲慢之外，更可能是出于政治计算的精明：强大的民粹主义氛围和爱国主义口号下，政治人物只为粉丝歌唱，更不惜为粉丝搏命演出，只为了不“掉粉”，只求死忠粉丝的掌声能够绵延不断，无畏于有如潮涌的各种负评。
换句话说，继粉丝经济成为新经济背后的动能之后，粉丝政治隐然也已经成形。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恋式政治的升级版，特朗普尤其是个中翘楚：他从不认错，斗性坚强，以政治语言取悦忠诚粉丝，而且几乎无意以“全民总统”自许。从特朗普就任后的表现判断，与其说他是被民粹主义所绑架，不如说他是在绑架民粹，以“人民”和“美国优先”的名义，遂行威权独裁之实。
梅伊接任英国首相是民粹崛起的代表(图源：VCG)
美国梦的破灭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所谓“民粹主义”，用最简单的话解释，指的是“人民”对抗“菁英”的运动。过去十几年来，民粹主义一词大多被用来描述次第崛起于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权，例如委内瑞拉的查维兹政府。有趣的是，近几年最活跃的民粹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却往往是偏向右翼的：除了反菁英、不信任既有体制之外，它也通常有反全球化、反贸易、反移民的倾向。有论者观察到，这股右翼民粹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上表现出国族主义色彩，并且在经济上展现出保护主义的姿态。在这股右翼民粹主义的阵营里，魅力型领袖及其支持者都有鲜明的反“政治正确”倾向，甚至经常是毫无顾忌地使用充满种族或性别歧视的语言。
但问题不在于民粹主义本身，更不在于爱国主义，而是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得以“裹胁”社会相对多数的民意？就像“假新闻”本身不是什么大问题一样，真正严峻的问题是何以有这么多的人选择相信这些假新闻？据悉，支持脱欧的英国选民中，至今仍有不少人相信，一旦脱欧成功，英国投入健康照顾体系的经费将可每周增加3.5亿英镑！同样地，为什么美国民众会轻信特朗普可以让美国人获得充分就业，为什么会随着特朗普起舞，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全都怪在外来移民和其他国家的头上？
今年1月辞世的英国社会学大师鲍曼去年11月公开撰文指出，特朗普的胜选不是意外，在背后为他开道的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过去三、四十年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以及白人劳工阶层选民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社会对现状的不满，让登高一呼要推倒既有体制的狂人特朗普有了可趁之机。
过去美国社会致力于确保机会平等，因此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成功，但这种“美国梦”如今已经破碎。曾任多位美国总统顾问的社会学家普特南在他的新书里指出，美国社会的所得与财富不平等状况，正在恶化机会的不平等。换言之，立足点的不平等与机会的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加强，已让美国梦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而这本繁体中文版译为《阶级世代》的新书，英文原名直译即为《我们的孩子：陷入危机的美国梦》，强调的就是美国社会以阶级为基础而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已然恶化，不仅危及美国经济前景与民主效能，更将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并且为此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美国政治哲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表达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特朗普胜选标志着一个“民粹—国族主义的新纪元”，意味着阶级这个概念重返政治舞台，不仅是美国政治的分水岭，也将对全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阶级分化势必带来社会其他方面的分化。
这些研究与判断并非危言耸听。根据估计，2015年，美国最大的350家企业高管们，平均年薪是1,550万美元，相当于美国普通劳工薪资的276倍！同样地，英国去年的贫富悬殊状况也达到战后以来的最高峰！不只英美两国，根据近期由乐施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全球最富有的八个富豪，拥有相当于全球半数人口的财富！阶级分化的日趋严重，已使社会风险剧增，特别是特朗普当选后，移民加拿大的美国公民增加，不少富豪更竞相在相对最安全的纽西兰置产。在部分富豪眼里，特朗普的领导充满不安定的风险，让已经处于阶级分化状态的美国更加成为不适合久居的“危邦”。
解铃仍需系铃人 合作代替对抗
历史开了全世界一个大玩笑，1980年代联手带领全球迈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英美两国，在三十多年后收获了当年种下的恶果，迳自转身成为民粹–国族主义的旗手，以自私心态和对抗姿态面对欧盟和昔日的全球交易伙伴。但英美两个领袖这种带头操弄民粹──国族主义的作法并不明智，既未能对症下药，也将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正如气候变迁及核武扩散问题一样，全球贫富悬殊问题背后的阶级差距与世代矛盾，同样也只有靠更紧密的跨国合作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方。
原文刊登在 多维TW
罗 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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