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民粹：國族主義的粉絲政治／羅世宏
人說“當家不鬧事”，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後爭議始終不斷，特別是“旅行禁令”與大規模拘捕“無證移民”的行動，更讓美國社會人心惶惶，上街抗議特朗普的示威遊行不斷。無怪乎，當家卻帶頭鬧事的特朗普被部分媒體稱為“白宮裡的造反派”。
特朗普上任後，急著兌現此前許多人並不完全當真的部分選舉承諾，忙不迭地祭出限制全部難民和部分國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在120天內禁止各國難民進入美國，並無限期擱置敘利亞難民入境；同時，還對穆斯林人口為主的七國公民，實施長達90天的旅行禁令。此令一出，舉世譁然，但民調顯示多數美國民眾對此一禁令的態度卻是支持的。若非還有獨立的司法系統出面制衡，此一禁令已是既成事實，但可以預料的是，未來類似這種嘩眾取寵的激進政策勢必將層出不窮，不會輕易改弦易轍。
同樣地，去年讓世人驚駭不已的另一起“黑天鵝”事件 ──英國脫歐公投，也折射出包括朝野兩大黨在內的英國主流政治菁英的自滿與失算：主張留歐並自認穩操勝券的前首相卡梅倫貿然交付公民投票，而同樣主張留歐的最大反對黨（英國工黨）竟也未在倡議宣傳活動上卯足全力說服選民留歐。如今，充滿反諷意味的是，當時一樣主張留歐的內政大臣梅伊(Theresa Mary May)接任首相後，一改先前反對“脫歐”的個人立場，以尊重人民意志之名，完全不考慮反對脫歐的“少數”民意其實只以些微差距輸掉公投。梅伊不僅著手啟動脫歐程式，甚至還變相加碼、不計後果地推動“硬脫歐”，而且公開表示將對移民採取更多限制，認定非如此不足以維護英國社會的凝聚。
分裂社會的“多數”民意
特朗普和梅伊採行的激進政策，不能說沒有相當的民意基礎，甚至還取悅了英美社會裡的“多數”民意。很不幸的，此一政治發展態勢已使聯合王國面臨變成“分裂王國”的風險（比如，強烈希望留歐的蘇格蘭即放話不惜脫離英國），也使美利堅合眾國陷入形同“美利堅分眾國”的對立氛圍：沿著投票意向、特定政策議題立場的差異，社會分裂為彼此對立的兩個民意陣營，一方幾乎無條件地支持執政者，另一方則是毫無保留地反對執政者。
在確信獲得相對“多數”民意支援的情況下，梅伊幾乎是充耳不聞任何反對的聲音，這除了是因為掌握國會執政多數席次的傲慢之外，更可能是出於政治計算的精明：強大的民粹主義氛圍和愛國主義口號下，政治人物只為粉絲歌唱，更不惜為粉絲搏命演出，只為了不“掉粉”，只求死忠粉絲的掌聲能夠綿延不斷，無畏于有如潮湧的各種負評。
換句話說，繼粉絲經濟成為新經濟背後的動能之後，粉絲政治隱然也已經成形。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自戀式政治的升級版，特朗普尤其是個中翹楚：他從不認錯，鬥性堅強，以政治語言取悅忠誠粉絲，而且幾乎無意以“全民總統”自許。從特朗普就任後的表現判斷，與其說他是被民粹主義所綁架，不如說他是在綁架民粹，以“人民”和“美國優先”的名義，遂行威權獨裁之實。
梅伊接任英國首相是民粹崛起的代表(圖源：VCG)
美國夢的破滅與民粹主義的興起
所謂“民粹主義”，用最簡單的話解釋，指的是“人民”對抗“菁英”的運動。過去十幾年來，民粹主義一詞大多被用來描述次第崛起於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權，例如委內瑞拉的查維茲政府。有趣的是，近幾年最活躍的民粹主義運動在意識形態光譜上卻往往是偏向右翼的：除了反菁英、不信任既有體制之外，它也通常有反全球化、反貿易、反移民的傾向。有論者觀察到，這股右翼民粹主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政治上表現出國族主義色彩，並且在經濟上展現出保護主義的姿態。在這股右翼民粹主義的陣營裡，魅力型領袖及其支持者都有鮮明的反“政治正確”傾向，甚至經常是毫無顧忌地使用充滿種族或性別歧視的語言。
但問題不在於民粹主義本身，更不在於愛國主義，而是為什麼這些政治人物得以“裹脅”社會相對多數的民意？就像“假新聞”本身不是什麼大問題一樣，真正嚴峻的問題是何以有這麼多的人選擇相信這些假新聞？據悉，支持脫歐的英國選民中，至今仍有不少人相信，一旦脫歐成功，英國投入健康照顧體系的經費將可每週增加3.5億英鎊！同樣地，為什麼美國民眾會輕信特朗普可以讓美國人獲得充分就業，為什麼會隨著特朗普起舞，將美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全都怪在外來移民和其他國家的頭上？
今年1月辭世的英國社會學大師鮑曼去年11月公開撰文指出，特朗普的勝選不是意外，在背後為他開道的是新自由主義，特別是過去三、四十年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均，以及白人勞工階層選民所代表的美國主流社會對現狀的不滿，讓登高一呼要推倒既有體制的狂人特朗普有了可趁之機。
過去美國社會致力於確保機會平等，因此人們普遍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機會成功，但這種“美國夢”如今已經破碎。曾任多位美國總統顧問的社會學家普特南在他的新書裡指出，美國社會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狀況，正在惡化機會的不平等。換言之，立足點的不平等與機會的不平等之間的相互加強，已讓美國夢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當中，而這本繁體中文版譯為《階級世代》的新書，英文原名直譯即為《我們的孩子：陷入危機的美國夢》，強調的就是美國社會以階級為基礎而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已然惡化，不僅危及美國經濟前景與民主效能，更將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動盪，並且為此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
美國政治哲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表達類似的觀點。他指出，特朗普勝選標誌著一個“民粹—國族主義的新紀元”，意味著階級這個概念重返政治舞臺，不僅是美國政治的分水嶺，也將對全世界帶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階級分化勢必帶來社會其他方面的分化。
這些研究與判斷並非危言聳聽。根據估計，2015年，美國最大的350家企業高管們，平均年薪是1,550萬美元，相當於美國普通勞工薪資的276倍！同樣地，英國去年的貧富懸殊狀況也達到戰後以來的最高峰！不只英美兩國，根據近期由樂施會發佈的研究報告，全球最富有的八個富豪，擁有相當於全球半數人口的財富！階級分化的日趨嚴重，已使社會風險劇增，特別是特朗普當選後，移民加拿大的美國公民增加，不少富豪更競相在相對最安全的紐西蘭置產。在部分富豪眼裡，特朗普的領導充滿不安定的風險，讓已經處於階級分化狀態的美國更加成為不適合久居的“危邦”。
解鈴仍需系鈴人 合作代替對抗
歷史開了全世界一個大玩笑，1980年代聯手帶領全球邁向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英美兩國，在三十多年後收穫了當年種下的惡果，逕自轉身成為民粹–國族主義的旗手，以自私心態和對抗姿態面對歐盟和昔日的全球交易夥伴。但英美兩個領袖這種帶頭操弄民粹──國族主義的作法並不明智，既未能對症下藥，也將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難解。
正如氣候變遷及核武擴散問題一樣，全球貧富懸殊問題背後的階級差距與世代矛盾，同樣也只有靠更緊密的跨國合作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方。
原文刊登在 多維TW
羅 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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