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素珠事件與公民新聞的「再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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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擷取自公民新聞平台Peopo

文/劉昌德

洪素珠在臉書發表辱罵榮民的影片，引發輿論譁然，更因為她具有公視公民新聞平台（PeoPo）會員身份、過去在PeoPo發表的數篇影片被檢舉分裂族群，使得公民新聞的開放制度遭到質疑；而公視在事發後指PeoPo僅提供平台、內容由公民記者負責的說法，也遭外界譏諷為「切割」。

在爭議壓力下公視將洪素珠停權、不當內容影片下架，但除了「個案處置」之外，公視還需要拿出更積極作為，建立社會對公民新聞制度的認同。近年美國職籃NBA面對內部人員發表歧視或仇恨言論的因應作法，可作為公視借鏡。

兩年前，洛杉磯快艇隊老闆史特林（Donald Sterling）因為歧視黑人的言論引發軒然大波，導致聯盟祭出重判，禁止史特林往後參與球賽及NBA相關事務，並罰款250萬美元，後來還進一步導致他丟掉對快艇隊的超過三十年的經營權。

雖然史特林是種族歧視「慣犯」──在他地產租賃事業生涯中，多次被控告歧視少數族群房客──但2014年被NBA「終身監禁」的導火線，卻來自於「私下言行」。娛樂新聞網站當時公布了一段史特林跟女友爭吵的錄音，在這段「偷錄」內容中，他不滿女友公開與知名黑人球星的合照，還要求她「別帶黑人來看我球隊的比賽」。這當然是種族歧視，可是卻並非史特林的公開發言，更不發生在NBA賽場上。

史特林事件並不是NBA反歧視與仇恨言論的特例。今年退休的傳奇球星布萊恩（Kobe Bryant）於2011年在比賽中不滿判決、脫口以歧視同性戀的字眼辱罵裁判，遭罰款10萬美元；這球季初則有沙加緬度國王隊球員朗多（Rajon Rondo），也因為侮辱公開出櫃的裁判，被判禁賽一場。

除了處罰「犯規」的老闆與球員之外，NBA還積極介入平權議題。今年三月北卡羅來納州通過一項「反LGBT（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法案，NBA發出譴責聲明，表示將因此重新考慮2017年是否還在北卡夏洛特舉辦明星賽。

與洪素珠事件類似，上述案例都牽涉了歧視或仇恨言論；而NBA的作法，一方面可做為公視面對洪素珠事件時的角色參考，另一方面也給予公視除了以相關處置「給外界交代」之外，更積極地提升國內公民新聞的可能方向。

首先，洪素珠雖然不是公視員工、也不能代表所有公民記者，但她長期在Peopo發表報導、更曾獲公視公民新聞獎是不爭事實。所以，即便洪素珠主要的爭議性言論並非在Peopo發表，公視也要有所回應。對照史特林因一段「被偷錄」的「私下爭吵」就遭到NBA「處以極刑」來看，洪素珠甚至是在公開場合的言論、並由她主動放到網路曝光，如果公視管理階層抱有「公民記者言責自負」的想法，就難免外界「切割」之譏。

不過，公視對洪素珠事件的處置，端視公民記者身份與公視的關係。例如同樣是歧視或仇恨言論，NBA對「老闆」的「私下」不當言論被處以極刑，而「球員」在賽場上「公開」辱罵則「僅」被罰款或禁賽。這樣的「差別待遇」，跟老闆與球員因為身份不同，而在聯盟當中享有的權力與資源落差、及言行影響力的大小差距有關。

根據PeoPo「公民新聞平台使用規範」，公民記者的門檻低，一般人只要提供身份證明與聯繫方式，就可以登記使用平台。公民記者的文字或影音報導，只要是公共議題、且不明顯違反內容相關法令，就能夠不受事前審查地發表。於此同時，公視除了報導的露出空間之外，也就幾乎沒有給予任何資源，甚至在「公民記者自律公約」中還規定，連「PeoPo公民記者」的名片都不能印製。因此公民記者就像是「新聞志工」，與公視僅有鬆散的關係。

在關係鬆散的限制下，公視只能個案處置、也僅止於目前的停權與下架爭議報導，而無法回應社會對於進一步提升公民新聞「專業性」的期許。

以NBA的作法為參考，在爭取性別平權議題上，NBA選擇運用旗下球星的知名度與影響力，以明星賽舉辦地的選擇，主動介入社會議題。而公視創建PeoPo，是以自身的公共聲望協助公民發聲，所以更不該畫地自限於「免費網路空間」的角色、陷入把所有公民記者都當作玩票志工的觀念，應更主動地介入，有計畫地挹注資源、強化公民新聞的專業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