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与悲观的逻辑是什么?―回应郑秉泓〈“银幕配额”在台湾可行吗?〉
文/郭力昕
谢谢影评人郑秉泓老师对拙文〈谁扼杀了台湾电影〉的回应文章(以下简称“郑文”),也让我有个机会,将一些没说清楚的意见,借此稍微再展开一下,与郑秉泓再作些商榷。郑文比较详细的说明了WTO根据“关税贸易协定”(GATT)对电影产品之“文化例外”的规定,以及韩国电影政策在“银幕配额”上的发展历史,并提供了相关资料的连结,这些说明与资料都十分重要。郑秉泓在回应文中对台湾电影的关切热情与真诚的忧虑,我必须先表达敬意。
郑文在介绍过韩国的银幕配合经验后,认为台湾并不具备足够的政经及文化条件,来“横向移植”韩国的银幕配额制度,则是我希望再与之商榷的地方。郑文的论点是:1.台湾已过了实施此政策的最好时机;2.银幕配额制度与本土影片票房没有直接因果关系;3.若实施银幕配额制度,得利的大抵不会是我希望“保护”的小众优质电影,而仍是国产商业电影与烂片;4.建置一套透明的全国票房统计系统,才是让台湾电影迈向健全产业的务实的第一步,而不是银幕配额制度。总的来说,郑文不认为执行银幕配额能产生什么改变,乃是基于作者对台湾政府的魄力,与台湾人之民族性这两方面的缺乏信心。
首先,关于时间点的问题。郑文指出,在台湾为加入WTO,完全屈服美商压力而逐步放宽、终至全面取消外片输入拷贝及映演戏院数目之限制的2002年,到《海角七号》开创国片票房气势之前,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曾不到1%,那时对银幕配额制度也许是个可行的时机,但此“最好的时机”已过。郑文援引了一项说法,是自2008年后到现在,国片的平均市占率已在17%(注)。 姑不论这数字是否准确,或者它代表怎样的意思,也暂不提韩国本土电影市占率在最低迷时都有这个数目,而现在也仍保有近半数的市占率;我想问的是,台湾电影是否应该满足于从1%到17%的“成长”成绩?或者,郑文提醒的从1994到2002年间,也就是从国民党轮替到民进党执政的台湾政府,放宽至全面解除对外片拷贝与映演戏院限制的举措,让我们更应该提问的是,为何台湾政府这么禁不起美商压力?
想当然尔的说法多半会是,台湾太小,又想加入WTO,得罪不起美商所代表的美国政府,因为台湾还需要美国来抵挡中国的入侵。然而这种思维或心理,只能反映台湾从政府到民间,对于如何以台湾为杠杆,巧妙周旋、平衡于美中日大国,全然缺乏想像与操作的能力,总以为非把自己靠向哪一边才能生存。美国是否理会台湾,跟台湾要不要把自己从影视产品到农产品市场全部敞开、或花钜额预算购买美国过时军备,并无关系;怎么开放市场、买不买武器,台湾作为美国在冷战时期西太平洋列屿防堵中苏的一个重要前哨,以及今日继续控制中国崛起的一颗关键棋子,美国都不可能不“重视”台湾。
我的意思是,若对国际现实政治能换成这样的战略思维,同时不至于见到美国人就莫名自卑的心理上先矮半截、总是要络绎不绝的跑去华府输诚的话,台湾其实是有“得罪”美商与美国政府的客观现实条件的。但是,如果台湾将“不能得罪美国”作为无上指令、并默认了自己彻底无能的话,当然其他就不必谈了。若非如此,在美商公司仍垄断绝大部分台湾戏院票房的今日,我认为从未执行过的银幕配额,任何时机都还是好时机。
郑文接着讨论银幕配额与国产电影票房,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冯建三的研究,韩国电影在1993年的票房只剩下16%,然而在电影人以社运方式强力监督下开始执行银幕配额制度,隔年票房立刻翻回20%,且此后一路攀升。郑文也提供了一个攀升的数据:2006年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占率已达到60%!而在郑文提供连结的一篇关于韩国电影产业之银幕配额的文章显示,虽然韩国政府为防止本土电影市场过热而缩减了银幕配额的比例,但是在韩国电影已经因为此制度,让本土制作能力结实壮大之后,到了2012年的本土电影,仍有50%的市占率。如果这些郑文自己提供的资料,都不能证明韩国银幕配额制度的实施,与票房提升之正面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知道还能够怎样来解释这些数据的意思?
然后,郑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实施银幕配额制度之后谁得利的好问题。郑文推测,若此制度2015年在台湾执行100天的本土电影戏院配额,很可能少数几部商业电影甚至大烂片就占掉了八成,其余国片得瓜分那剩余的二成映演时间。以台湾目前的观影口味,这个现象与比例推测确实很可能。然而,就以郑文根据“国情”而含蓄的只给100天配额的这个设定来说,这“二成”的映演空间,意思是全台湾的每一家大小戏院,一年里必须同时或轮流有20天,也就是整整三周的每一天、每一场影片(意即,不是只有台北市“国宾长春”或“真善美”这样放映比较艺术性口味的电影院,或者其他戏院某个极少人有空去看电影的一个日场),放映的都是相对较有品质或有些创作企图的台湾电影!想想看,过去以来的国产电影,每年到底有几部片子,能够在甚至只是一个院线的一个小厅里连映三周不被下档?
台湾电影的映演空间被压缩到何等可怜的程度,相信秉泓与所有台湾电影人都很清楚。我不认为徒有理想但拍得不好的电影需要被保护,一定的市场检验作为竞赛和进步的机制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竞赛机制,需要先有起码的公平合理生态作为培养土,然而自新电影起,台湾什么时候拥有过这个土壤?有些电影创作者不见得非常在乎票房多寡,而更希望他们的创作心血能够起码被看到。银幕配额制度,保护本土电影票房的这个目的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能够保障国产电影有先被更多国内观众看到的权利和机会。一部电影费尽心力甚至倾家荡产拍完了,却动辄被戏院一周内撤下、或象征性的留个没人知道的日场。长期下来,创作者能不沮丧、放弃电影梦想、或投降改拍纯商业烂片吗?观众观影口味之既有结构没有机会改变、宽阔起来,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又拿这样的结果,称之为“市场竞赛的检验”。这跟几十年来台湾烂电视长期把观众弱智化、然后电视台说观众只要看这些烂节目,是一样的逻辑。这对电影创作者与观众都不太公平吧?
谢谢秉泓提醒,我的前一篇文章确实没有将希望银幕配额制度能够成就什么说清楚。不过秉泓恐怕猜错了,我并没有特别希望《刺客聂隐娘》、《醉.生梦死》或《行者》这类电影创作,能在此制度的羽翼下得到更多映演天数。我认为电影主要仍应该是大众的娱乐媒介与艺术形式,因此电影应该更多的在“寓教于乐”、而非“寓教于精致小众艺术”的方向上努力,让它能在叫座的前提上叫好。银幕配额制度,是让希望有这样创作企图的电影人,能够有个受到起码之制度性保障的机会与平台,充分练习叫座且叫好的技术,而非只能重复停留在某种娱乐技术不到位(我想强调,这个“娱乐技术”不必然是大资金高科技的制作)、其创作理念中的政治性或艺术性又不敢痛快发挥的尴尬作品;或者,在长期受挫之后,只能被迫往蔡明亮或猪哥亮这两极的方向倾斜。
郑文最后乐观的认为,近几年台湾电影每年上映片量已在40部以上,“年产量稳定”,因此银幕配额绝非台湾电影的关键问题,先建置完全透明的票房统计系统,才是务实的第一步,且它有助于政府在电影政策上做出正确判断。我同意公开透明的票房统计系统应该同时进行,也是迫切之事;然而,如前所述,这40余部片子里,有多少部作品可以让创作团队不担心下一部的资金、不必抵押房子,甚至让观众知道有这部电影在上映,或者在好莱坞大片车轮式循环占据之下,会轮到去买张票看它?如果多数国产电影仍苦哈哈的被挤压在大片档期缝隙中没有票房,那么票房统计透明了,对这些照样是被压缩排挤的国片映演机会,能自动有帮助吗?而政府若根据透明或不太透明的票房来拟电影政策,会不会也得到如北市府倪局长一样的结论,认为北影节艺术取向的电影策展无用,只需要挹注更多资源在主流商业电影与工业技术面方向就好?
郑文对于在台湾实施银幕配额制度充满疑虑,归根究底,似乎在于作者其实是对台湾的民族性不抱期待。我相信有民族性这个东西,也当然知道台湾不是韩国,所谓“韩国能,台湾不能”。但台湾的民族性果真如此宿命的话,那么透明之票房统计系统一样是与虎谋皮,也不必期待它有可能被执行。民族性的宿命观,即一切努力皆属徒然,意味着这个岛屿上的台湾人只会妥协、乡愿,没有改变自身的可能。但民族性是历史化的、后天的结果,而非开天辟地的生物基因;要改变它虽然确实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或“无解”,否则依此台湾华人的民族性说法,我们应该还活在屈就现实、逆来顺受的戒严社会与独裁政体里。过去西方不认为亚洲社会能有真正的民主,而民主化在台湾依然发生了,虽然其内容仍在缓慢的调整与进步中。如果民主化都可能因为一群人的决心与团结而发生,对于只是一个电影银幕配额的制度,或许不需要太快的赋予失败主义的悲观预测。
我同意秉泓,银幕配额不会是台湾电影的万灵丹,还有很多其他的配套要一并进行。我只是试图抛砖――冒着近来“抛砖者”容易把自己弄一身腥的风险,提醒关切或疼惜台湾电影处境的伙伴,应该团结起来以改善自身的创作和生存处境,以及应该团结在什么施力点上。当中国许多有心改变自己生存或创作处境的电影人、文化人或任何人,并没有“团结行动以改变自身处境”的政治条件、并因而极度羡慕台湾人民时,我们更应该以行动回应他们的羡慕和渴望典范的期待。殷盼对台湾电影文化有使命感与强大热情的秉泓,发挥更多能量以鼓舞、聚集台湾电影人团结起来,翻转台湾电影的宿命。
(注):不过,根据冯建三教授的研究,2008年因《海角七号》带动的国片总票房提高到12%,而其后两年平均再次低于5%。过去四年平均的市占率则高于14%,但主要集中在少数商业大片。若冯建三的资料无误,则过去八年的国片平均市占率似乎不太可能达到17%。
编注
本文首刊于《报导者》,原文网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taiwan-movie
前文回顾
★郑秉泓/回应〈谁扼杀了台湾电影〉一文——“银幕配额”在台湾可行吗?
★郭力昕/谁扼杀了台湾电影──从台北电影节退席事件谈起
郭 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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