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四, 十二月 10th, 2015

媒体并购案不只是他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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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DMG娱乐集团行政总裁Dan Mintz。截图自洛杉矶时报网路版

文/戴瑜慧

2008年底，蔡衍明3天之内火速回台收购中时集团，此后中国对台湾媒体影响力的扩张，成为台湾近年最主要的社会争议。此前美国DMG集团的东森电视收购案，成为最新一笔，只是这回涉及的资本家从黄面孔的台湾资本家，换成白皮肤的美国纽约客Dan Mintz。此举亦显示中国的海外媒体扩张策略，除了中国国营媒体的海外扩张外，也同时透过中国私营资本家以及海外侍从资本家作为代理人，透过三重战线，进入不同领域的海外媒体。

红色资本的媒体经营争议

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摄于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Dalian 2009)

1978 年底，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20 多年的发展壮大，中国在千禧年高调宣布走出去。2000 年，江泽民就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走出去政策”，更在2002 年中共十六大“第十个五年计画纲要”中正式写入“走出去战略”。同年，中共中央党校针对如何介入国际传媒提供政策建议。指出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逻辑反而是中共可以善加运用的机会，因为只有资本可以穿梭国界自由流动，故可透过寻找资本代理人的方式持有他国媒体。

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抗议事件，让中共颜面丧失，认为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有所偏见。此后中共密集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对海外媒体的扩张采取激进扩张的手段，包括进行海外媒体的并购。例如2010年华盛顿邮报出售新闻周刊(Newsweek)，中国的南方报业集团就兴致勃勃的参与竞标。但中国国营媒体强调媒体是政党喉舌，出面收购美国知名老牌媒体，着实引人侧目。《野心时代》的作家，知名记者欧逸文(Evans Osnos)当时就在纽约客的专栏上写道，“目前为止，这样的交易，还是难以想像的”。中国国营媒体出面收购，争议过大，使得媒体并购案不易成功。尔后与中国相关的海外媒体并购，见到的就多为中国资本家或与中国政府交好的海外资本家的身影。例如2012年美国第二大电影院连锁集团AMC，就由中国首富王建林和印度首富阿姆巴尼联手收购。

东森电视收购案争议

近期传出收购东森电视的Dan Mintz是美国娱乐影视界最知名的中国通。他早在1993年就移居中国，熟悉中文，并和有解放军背景的肖文革和吴冰组成金三角，成立DMG集团。早期DMG集团以广告行销为主，也是推动福斯汽车在中国高市占率的推手。面对各方请教经营中国市场的秘诀，Mintz的座右铭是“关系以及中国元素”(access & relevance)，要和对的人搞关系，以及要重视中国元素。例如2013年DMG推出《钢铁人3》，就安排中国演员王学圻和范冰冰轧上一脚，以及动用中国政府的关系，让小劳勃道尼得以在紫禁城拍片。对于收购东森电视，Mintz也很清楚做为外国人出面收购的优势，“如果是中国人与中国公司要买，那不会成功。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可以成功”。

肖文革、吴冰、Mintz成立的DMG牵线中国地景与商品置入《钢铁人3》及《变形金刚4》等好莱坞电影

中国先生Mintz的信心，反映出台湾媒体产业对于外资进出套利的低度设防。由于媒体产业关乎一地的政治民主与多元文化发展，各国莫不透过政策法律制定，避免其沦为投机资本炒作对象或是遭致外来资本垄断把持。然而台湾政府在19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就不断放开法令限制，放任资本穿梭。例如有线电视法对外资的规定就从1993年的“外国人不得为有线电视之股东”一路放宽，到2001年将外国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系统经营之股份的上限提高至60%。台湾有线电视系统产业也自1999年后成为私募基金炒作的对象，凯雷集团就在1999年进军，以2亿美元买下台湾宽频，2006年以9亿美元卖给澳洲麦格理，7年内获利7亿美元。

2006年底，凯雷以50亿向王令麟买下东森媒体科技，等到今年以195亿脱售。9年的光阴，外资狠赚近150亿台币的暴利，而台湾社会、从业者与电视产业却得承受资本套利的恶果，眼睁睁看着拥有者为了追逐最大利润，大量进口海外节目填充时段或是以低成本、高重复、缺乏创新性，甚至以秀下线的羶色腥题材刺激收视率。相对韩国、中国持续成长的电视产业，台湾则陷入产业萎缩、品质低落的恶性循环，从业者难以发挥才能，观众难以从中汲取更深刻丰富的精神生活，公民社会则缺乏良性的公共讨论空间。

行政怠惰引发的信任危机
台湾政府对资本操弄法律的无能表现或是放纵回护，亦使台湾社会对政府监察能力产生信任危机，引发社会争议。例如DMG收购东森一案，当中有几处备受质疑。

首先是DMG交易案的法律代表，竟是负责督导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行政院政务委员蔡玉玲，跟她夫婿李宗德所经营的理慈法律事务所。面对质疑，蔡玉玲的回应是她已经退出事务所的运作。此种想要轻轻带过的态度，更让社会质疑其面对争议的诚意不足。特别是配偶之间有共同财产，当中的利益关系，实非此等说明可以释疑；

其次，目前DMG对台湾政府同意并购案有高度的信心。主张此案是Dan Mintz的个人投资，并强调DMG和中国毫无关系，因DMG去年在中国上市进行业务分割，中国部分已属于另一家公司印记传媒。但名目分割掩盖不了当中千丝万缕的实质关系，此种撇清态度让社会对并购案在无从讨论的资讯黑暗中更添疑虑；

其三，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公司善用各式金融工具或离岸公司等设定，游走合法非法之间。因此这些灰色空间的厘清，如同追税一般，相当程度依靠行政司法机关的积极性。而今DMG的说法与蔡玉玲的解释，都是一种四两拨千金的姿态，想要轻轻略过台湾社会的质疑。而这种自信态度恐怕与过往行政机关的积极不作为姿态亦有关系。

守护公共空间　松垮的管制法规须再重整
19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削弱降低对资本的监察管制能力，使其更易穿梭国界与扩张影响力。对资本不设防的门户洞开，如同降低体内免疫系统，让不管是短期套利的外资或别有政治目的，都更易穿透进入。今东森电视并购案是重要机会，让台湾社会重新检视现行松垮形同具文的法规，以及对资本无能检视的行政当局。

此外，更是时候反思更深层的资本霸权意识形态，在此宰制体系下，资本取得唯一正当发言权，人们只能无力的感叹“人家就是买得起，我们能拿他怎样”，劳动者只能坐视自己的未来和血汗灌溉的媒体听任转手。但这个独尊资本的霸权体系，无法取消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嗫嚅呐喊著，“明明这间媒体的天下是我们打出来，为什么曾经苦心经营的人只能束手无策”、“电视节目的好坏影响我们的生活，但为什么无权决定我们的精神空间”。

资本独尊的体系让反抗者暂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反中”、“反对黑心资本家”或是鄙夷没学问没卫生还硬要插手文化事业的大款，这些理由都是真实情绪的浮现。但在看见情绪之外，更可进一步思寻如何解构当前放任资本独裁的体制，重构赋予劳动者和公民社会介入发言与参与决策的机制。例如并购案资讯的透明化、行政人员是否利益涉入的公开调查、媒体劳动者的参与决策权、社会意见的征集与调查，乃至媒体执照的给予应经过一定的社会的评鉴。

唯有让人民对媒体公共空间的发展重新取得发言权，才能制止这些年来媒体在各色各大资本之间反复转手，引发社会疑惑不安，损害媒体从业者权利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