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爆灾难中的台湾新闻媒体
此次尘爆事件凸显政府执法、医疗资源、公共安全、大型活动举办者专业程度、工作者是劳工还是志工等诸多问题。截图自彩色派对官方粉丝页
文／邱家宜
八仙尘爆再度考验台湾新闻媒体对灾难新闻的处理。看到电视新闻画面谨慎地以远镜头或马赛克处理医院救治伤患场景，也几乎未播出死伤者家属悲恸崩溃画面。除了对伤势好转个案进行报导，有助安抚社会集体悲痛、提示希望，也对往生者家属决定捐出死者器官、慰问金等举措积极披露，帮助释出正面能量，并适时协助医界让社会了解，大面积烧烫伤的死亡，可能发生在第一时间之后，让大众及家属先有心理准备。同时，对于不眠不休投入救治的医护，也不忘适时推崇、加油打气。相较于过去的案例，台湾新闻媒体这次的表现确实进步了。可惜仍未能从体制面深入检讨如此重大意外之所以发生，背后牵涉的结构性因素（安检放水、官员收贿、管理者知识不足等等），虽做到避免二次伤害，但仍未能扩大社会效应，刺激反省改革。期待未来新闻界能更上层楼。
每当社会遭遇巨大创伤，新闻媒体在专业表现上，除了必须迅速、确实反映事实真相，呈现报导时，还必须同时考量受害者及家属身心感受、社会集体心理冲击，更须兼顾制度面检讨、法律及政治责任追究等等，重大灾难的新闻处理因此成为新闻专业能力的重大考验，更是新闻伦理成熟度与落实程度的试金石。1997年白晓燕命案，台湾新闻媒体表现之糟，堪称新闻史负面教材。从事先走漏绑架消息危害人质性命、刊登受害者裸露尸体照片，到绑匪陈进兴在逃期间，电视谈话性节目大谈其特殊性癖好。同案林春生、高天民逃亡期间，在五常街持枪拒捕，与警方发生激烈枪战，电视台竟然不顾干扰警方行动的进行“现场实况转播”。及至陈进兴挟持南非武官卓懋祺，要求与国际媒体对话，电视台主播为抢收率，竟争相与之现场连线，让杀人嫌犯取得主场发言权，视新闻伦理规范如无物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2005年台中县发生幼稚园娃娃车闷死三岁男童，幼稚园所长被媒体追逐、包围，当场被逼得向媒体“下跪道歉”；同一年的蛮牛下毒案，“千面人”王进展也为因应电视媒体画面需要，在媒体记者“导演”下，在镜头前重复下跪的动作；2009年莫拉克风灾之后，年代电视台又发生把民众打来求救电话当“节目效果”的丑闻。新闻媒体假“社会需求”之名，行“电视画面”、“收视率”需求之实，在各类灾难中消费当事人与观众的斑斑劣迹，台湾的阅听人记忆犹新。及至2014年北捷发生首宗随机杀人案，台湾新闻媒体又集体“妖魔化”杀人犯郑捷，一股脑冠以杀人“狂”、“魔”称号，似乎忘记此子正是台湾社会教养出来的，将其永久隔绝于社会不难，问题是要如何发现那些尚未现身的“郑捷们”，防患于未然。近日随机杀人案件再现，新闻媒体在郑捷案之后并未做好应有的社会“守望”角色，已不遑多言。此次八仙尘爆，眼看新闻热潮即将被其他议题淹没，但如何让民众未来能安心出入“安检合格”的休闲娱乐场所？新闻媒体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了吗？
尘爆事件截至七月底，已有十条年轻生命宣告不治，一百多位重伤者仍处命危，烈焰焚身的剧痛，仿佛让整个台湾都在隐隐作痛。正如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邓恩（Finley Peter Dunne）所说：“记者的工作是抚慰那些受苦者，还要让那些过得太舒服的人如坐针毡。”抚慰受苦者，新闻媒体这次做得不错，烧烫伤复健是一条漫长道路，未来仍需要社会持续关心，新闻媒体应陪着受害者及家属一路走下去。而对于那些该对尘爆意外负起责任，但却“过得太舒服的人”，则不能轻易放过。这就是新闻媒体对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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