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爆災難中的台灣新聞媒體
此次塵爆事件凸顯政府執法、醫療資源、公共安全、大型活動舉辦者專業程度、工作者是勞工還是志工等諸多問題。截圖自彩色派對官方粉絲頁
文／邱家宜
八仙塵爆再度考驗台灣新聞媒體對災難新聞的處理。看到電視新聞畫面謹慎地以遠鏡頭或馬賽克處理醫院救治傷患場景，也幾乎未播出死傷者家屬悲慟崩潰畫面。除了對傷勢好轉個案進行報導，有助安撫社會集體悲痛、提示希望，也對往生者家屬決定捐出死者器官、慰問金等舉措積極披露，幫助釋出正面能量，並適時協助醫界讓社會了解，大面積燒燙傷的死亡，可能發生在第一時間之後，讓大眾及家屬先有心理準備。同時，對於不眠不休投入救治的醫護，也不忘適時推崇、加油打氣。相較於過去的案例，台灣新聞媒體這次的表現確實進步了。可惜仍未能從體制面深入檢討如此重大意外之所以發生，背後牽涉的結構性因素（安檢放水、官員收賄、管理者知識不足等等），雖做到避免二次傷害，但仍未能擴大社會效應，刺激反省改革。期待未來新聞界能更上層樓。
每當社會遭遇巨大創傷，新聞媒體在專業表現上，除了必須迅速、確實反映事實真相，呈現報導時，還必須同時考量受害者及家屬身心感受、社會集體心理衝擊，更須兼顧制度面檢討、法律及政治責任追究等等，重大災難的新聞處理因此成為新聞專業能力的重大考驗，更是新聞倫理成熟度與落實程度的試金石。1997年白曉燕命案，台灣新聞媒體表現之糟，堪稱新聞史負面教材。從事先走漏綁架消息危害人質性命、刊登受害者裸露屍體照片，到綁匪陳進興在逃期間，電視談話性節目大談其特殊性癖好。同案林春生、高天民逃亡期間，在五常街持槍拒捕，與警方發生激烈槍戰，電視台竟然不顧干擾警方行動的進行「現場實況轉播」。及至陳進興挾持南非武官卓懋祺，要求與國際媒體對話，電視台主播為搶收率，竟爭相與之現場連線，讓殺人嫌犯取得主場發言權，視新聞倫理規範如無物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
2005年台中縣發生幼稚園娃娃車悶死三歲男童，幼稚園所長被媒體追逐、包圍，當場被逼得向媒體「下跪道歉」；同一年的蠻牛下毒案，「千面人」王進展也為因應電視媒體畫面需要，在媒體記者「導演」下，在鏡頭前重複下跪的動作；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後，年代電視台又發生把民眾打來求救電話當「節目效果」的醜聞。新聞媒體假「社會需求」之名，行「電視畫面」、「收視率」需求之實，在各類災難中消費當事人與觀眾的斑斑劣跡，台灣的閱聽人記憶猶新。及至2014年北捷發生首宗隨機殺人案，台灣新聞媒體又集體「妖魔化」殺人犯鄭捷，一股腦冠以殺人「狂」、「魔」稱號，似乎忘記此子正是台灣社會教養出來的，將其永久隔絕於社會不難，問題是要如何發現那些尚未現身的「鄭捷們」，防患於未然。近日隨機殺人案件再現，新聞媒體在鄭捷案之後並未做好應有的社會「守望」角色，已不遑多言。此次八仙塵爆，眼看新聞熱潮即將被其他議題淹沒，但如何讓民眾未來能安心出入「安檢合格」的休閒娛樂場所？新聞媒體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了嗎？
塵爆事件截至七月底，已有十條年輕生命宣告不治，一百多位重傷者仍處命危，烈焰焚身的劇痛，彷彿讓整個台灣都在隱隱作痛。正如二十世紀初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鄧恩（Finley Peter Dunne）所說：「記者的工作是撫慰那些受苦者，還要讓那些過得太舒服的人如坐針氈。」撫慰受苦者，新聞媒體這次做得不錯，燒燙傷復健是一條漫長道路，未來仍需要社會持續關心，新聞媒體應陪著受害者及家屬一路走下去。而對於那些該對塵爆意外負起責任，但卻「過得太舒服的人」，則不能輕易放過。這就是新聞媒體對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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