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週二, 八月 4th, 2015

塵爆災難中的台灣新聞媒體

此次塵爆事件凸顯政府執法、醫療資源、公共安全、大型活動舉辦者專業程度、勞工還是志工等諸多問題。截圖自彩色派對官網

此次塵爆事件凸顯政府執法、醫療資源、公共安全、大型活動舉辦者專業程度、工作者是勞工還是志工等諸多問題。截圖自彩色派對官方粉絲頁

文/邱家宜

八仙塵爆再度考驗台灣新聞媒體對災難新聞的處理。看到電視新聞畫面謹慎地以遠鏡頭或馬賽克處理醫院救治傷患場景,也幾乎未播出死傷者家屬悲慟崩潰畫面。除了對傷勢好轉個案進行報導,有助安撫社會集體悲痛、提示希望,也對往生者家屬決定捐出死者器官、慰問金等舉措積極披露,幫助釋出正面能量,並適時協助醫界讓社會了解,大面積燒燙傷的死亡,可能發生在第一時間之後,讓大眾及家屬先有心理準備。同時,對於不眠不休投入救治的醫護,也不忘適時推崇、加油打氣。相較於過去的案例,台灣新聞媒體這次的表現確實進步了。可惜仍未能從體制面深入檢討如此重大意外之所以發生,背後牽涉的結構性因素(安檢放水、官員收賄、管理者知識不足等等),雖做到避免二次傷害,但仍未能擴大社會效應,刺激反省改革。期待未來新聞界能更上層樓。

每當社會遭遇巨大創傷,新聞媒體在專業表現上,除了必須迅速、確實反映事實真相,呈現報導時,還必須同時考量受害者及家屬身心感受、社會集體心理衝擊,更須兼顧制度面檢討、法律及政治責任追究等等,重大災難的新聞處理因此成為新聞專業能力的重大考驗,更是新聞倫理成熟度與落實程度的試金石。1997年白曉燕命案,台灣新聞媒體表現之糟,堪稱新聞史負面教材。從事先走漏綁架消息危害人質性命、刊登受害者裸露屍體照片,到綁匪陳進興在逃期間,電視談話性節目大談其特殊性癖好。同案林春生、高天民逃亡期間,在五常街持槍拒捕,與警方發生激烈槍戰,電視台竟然不顧干擾警方行動的進行「現場實況轉播」。及至陳進興挾持南非武官卓懋祺,要求與國際媒體對話,電視台主播為搶收率,竟爭相與之現場連線,讓殺人嫌犯取得主場發言權,視新聞倫理規範如無物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

2005年台中縣發生幼稚園娃娃車悶死三歲男童,幼稚園所長被媒體追逐、包圍,當場被逼得向媒體「下跪道歉」;同一年的蠻牛下毒案,「千面人」王進展也為因應電視媒體畫面需要,在媒體記者「導演」下,在鏡頭前重複下跪的動作;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後,年代電視台又發生把民眾打來求救電話當「節目效果」的醜聞。新聞媒體假「社會需求」之名,行「電視畫面」、「收視率」需求之實,在各類災難中消費當事人與觀眾的斑斑劣跡,台灣的閱聽人記憶猶新。及至2014年北捷發生首宗隨機殺人案,台灣新聞媒體又集體「妖魔化」殺人犯鄭捷,一股腦冠以殺人「狂」、「魔」稱號,似乎忘記此子正是台灣社會教養出來的,將其永久隔絕於社會不難,問題是要如何發現那些尚未現身的「鄭捷們」,防患於未然。近日隨機殺人案件再現,新聞媒體在鄭捷案之後並未做好應有的社會「守望」角色,已不遑多言。此次八仙塵爆,眼看新聞熱潮即將被其他議題淹沒,但如何讓民眾未來能安心出入「安檢合格」的休閒娛樂場所?新聞媒體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了嗎?

塵爆事件截至七月底,已有十條年輕生命宣告不治,一百多位重傷者仍處命危,烈焰焚身的劇痛,彷彿讓整個台灣都在隱隱作痛。正如二十世紀初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鄧恩(Finley Peter Dunne)所說:「記者的工作是撫慰那些受苦者,還要讓那些過得太舒服的人如坐針氈。」撫慰受苦者,新聞媒體這次做得不錯,燒燙傷復健是一條漫長道路,未來仍需要社會持續關心,新聞媒體應陪著受害者及家屬一路走下去。而對於那些該對塵爆意外負起責任,但卻「過得太舒服的人」,則不能輕易放過。這就是新聞媒體對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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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家宜
因為從小喜歡追問意義,於是長大成為NGO執行長。也喜歡教教書、做做研究。文字工作原是本行,所以每當不公不義讓人義憤填膺時,也會勉力提筆寫寫批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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