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劳检，正该喝采
文／王维菁、刘昌德、林丽云（分别为台师大、政大、台大之高教工作者，皆为媒改社理事）
台北市劳动局月前对30多家媒体进行劳动检查并裁罚，引发记者圈与媒体资方的讨论，网路媒体新头壳董事长、前新闻局长苏正平日前更为文（〈不是对三月媒体劳检喝采〉）批评，认为政府进行媒体劳检将伤害新闻自由。我们乐见劳工、业界、主管机关之间的讨论，这将有助于探讨新闻劳动特质与厘清法规，并进而保护记者工作条件与改善报导品质。但对于苏文中的一些论点，我们有以下看法与回应。
首先，记者以集体协商向资方争取工时改善等权益，是最佳方式，但是在目前媒体工会组织尚有不足的状况下，政府仍必须介入协助，依法行政来改善劳动条件。即使未来有相关劳资协商机制后，公权力仍应继续监督劳资双方同意之合理工时的实践与执行。
而劳检不必然、更不应该伤害新闻自由。部分业者质疑行政权之行使，是国家控制媒体的施力缺口。我们同意政府的行政权需受到公民社会严格监督与制衡，但这绝非等同于劳动主管机关就要“自废武功”、完全不作为，而是应引导监督行政权的合适作为。以这次北市府劳动检查来说，全面地依法普查与裁处，不针对特定业者或报导内容，我们看不出“伤害新闻自由”的依据何在。苏文所指出“让政府权力进入媒体发稿系统”的主张，其实并不存在。真实的情况是：资方不愿诚实提供记者正确工时，劳检员才要求资方提供发稿的时间纪录，但并未入媒体的发稿系统，更未看到或审查发稿内容。
再者，新闻工作虽然复杂，但并不超越劳动法规的规范。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常常被无限扩充，成为过度剥削新闻工作者的借口。第一，外勤记者虽然不像办公室或工厂中的劳工被当面监控，但现在透过LINE等通讯科技的随时监控，记者被监督管理、以及劳动的压力与密度，跟一般劳工并没有太大差异。
第二，记者工作过程中虽然有“待命”时间，但实际上在即时新闻兴起后，大部分的记者可以“悠闲地喝一杯咖啡”的频率，恐怕也不比一般上班族来得多。新科技早就转变了记者的工作型态，随时得喂养行动通讯新闻内容的新一代记者的工作方式，已经不是传统纸本或“三节电视新闻”的新闻前辈工作所能比拟。
至于对不同种类媒体工作者一体规范，以“回公司打卡”等僵化方式来检查工时，虽然不适合所有外勤记者，而必须改以通讯打卡等变通方式进行；但所谓“打卡”会让工作能力不足的“摸鱼”劳工获得加班补贴，拖累新闻工作效能的说法，则是忽视了绝大多数记者都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工作的现实，也是用特例把不同议题进行因果扣连，逻辑有误且模糊焦点。
台湾劳工集体力量与资方权力长久不对等，在媒体部门更是如此。因此主管机关此时更不应该退缩，而应在监督下落实劳动法令、促成劳工集体组织茁壮，并保障劳资双方有更平等的对话空间与机制。我们更期待，未来媒体劳方不只是能与资方协商合理的工时规范，有关记者工作安全、即时新闻的合理工作规则等，也应纳入讨论与改善。
编按：本周<媒体有事吗?>评论单元最新文章系媒改社社员王维菁、刘昌德、林丽云回应日前网路媒体新头壳刊登苏正平先生的文章：<不是对三月媒体劳检喝采>，苏文连结如下：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05-26/6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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