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四, 五月 28th, 2015

媒体劳检,正该喝采

 111文/王维菁、刘昌德、林丽云(分别为台师大、政大、台大之高教工作者,皆为媒改社理事)

台北市劳动局月前对30多家媒体进行劳动检查并裁罚,引发记者圈与媒体资方的讨论,网路媒体新头壳董事长、前新闻局长苏正平日前更为文(〈不是对三月媒体劳检喝采〉)批评,认为政府进行媒体劳检将伤害新闻自由。我们乐见劳工、业界、主管机关之间的讨论,这将有助于探讨新闻劳动特质与厘清法规,并进而保护记者工作条件与改善报导品质。但对于苏文中的一些论点,我们有以下看法与回应。

首先,记者以集体协商向资方争取工时改善等权益,是最佳方式,但是在目前媒体工会组织尚有不足的状况下,政府仍必须介入协助,依法行政来改善劳动条件。即使未来有相关劳资协商机制后,公权力仍应继续监督劳资双方同意之合理工时的实践与执行。

而劳检不必然、更不应该伤害新闻自由。部分业者质疑行政权之行使,是国家控制媒体的施力缺口。我们同意政府的行政权需受到公民社会严格监督与制衡,但这绝非等同于劳动主管机关就要“自废武功”、完全不作为,而是应引导监督行政权的合适作为。以这次北市府劳动检查来说,全面地依法普查与裁处,不针对特定业者或报导内容,我们看不出“伤害新闻自由”的依据何在。苏文所指出“让政府权力进入媒体发稿系统”的主张,其实并不存在。真实的情况是:资方不愿诚实提供记者正确工时,劳检员才要求资方提供发稿的时间纪录,但并未入媒体的发稿系统,更未看到或审查发稿内容。

再者,新闻工作虽然复杂,但并不超越劳动法规的规范。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常常被无限扩充,成为过度剥削新闻工作者的借口。第一,外勤记者虽然不像办公室或工厂中的劳工被当面监控,但现在透过LINE等通讯科技的随时监控,记者被监督管理、以及劳动的压力与密度,跟一般劳工并没有太大差异。

第二,记者工作过程中虽然有“待命”时间,但实际上在即时新闻兴起后,大部分的记者可以“悠闲地喝一杯咖啡”的频率,恐怕也不比一般上班族来得多。新科技早就转变了记者的工作型态,随时得喂养行动通讯新闻内容的新一代记者的工作方式,已经不是传统纸本或“三节电视新闻”的新闻前辈工作所能比拟。

至于对不同种类媒体工作者一体规范,以“回公司打卡”等僵化方式来检查工时,虽然不适合所有外勤记者,而必须改以通讯打卡等变通方式进行;但所谓“打卡”会让工作能力不足的“摸鱼”劳工获得加班补贴,拖累新闻工作效能的说法,则是忽视了绝大多数记者都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工作的现实,也是用特例把不同议题进行因果扣连,逻辑有误且模糊焦点。

台湾劳工集体力量与资方权力长久不对等,在媒体部门更是如此。因此主管机关此时更不应该退缩,而应在监督下落实劳动法令、促成劳工集体组织茁壮,并保障劳资双方有更平等的对话空间与机制。我们更期待,未来媒体劳方不只是能与资方协商合理的工时规范,有关记者工作安全、即时新闻的合理工作规则等,也应纳入讨论与改善。

编按:本周<媒体有事吗?>评论单元最新文章系媒改社社员王维菁、刘昌德、林丽云回应日前网路媒体新头壳刊登苏正平先生的文章:<不是对三月媒体劳检喝采>,苏文连结如下: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05-26/6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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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改社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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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改造学社(简称“媒改社”),于2003年5月4日,正式由学术圈、新闻界、社运团体等立志改善本地媒体环境的各界人士共同创立。改造台湾媒体结构、提升全民媒体素养、保障传播从业人员工作权,以及健全本土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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