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真人秀明星的猝死，看中國衞視的內容生產機制／吳暢暢
綜藝《追我吧》截圖
高以翔猝死，網絡一片嘩然。
《追我吧》節目組，幾乎成為輿論討伐的唯一對象。更有甚者，有評論把浙江衞視歷年節目的安全隱患與對參與明星的人身傷害做了梳理，大有痛打落水狗之勢。2013年，《中國星跳躍》錄製現場，釋小龍助理當場溺亡；《跑男》等戶外體驗類真人秀，明星受傷的信息，接二連三。節目組存在安全生產隱患，不言而喻，必須責令其進行認真檢討和改進。但我們的反思，是不是僅僅到此就打住了？
不少自媒體對當前綜藝節目的高強度提出抗議。高強度，是明星戶外競技類真人秀的典型特徵，以浙江衞視的《跑男》、東方衞視的《極限挑戰》以及湖南衞視的《全員加速中》為代表。明星作為參與主體，接受體能挑戰，展開競爭，是節目的主要賣點，也是節目被模式化的核心。2019下半年推出的《追我吧》，更是將此前《跑男》的戶外挑戰，同《全員加速中》的追逐與躲避元素，相互嫁接。與其簡單粗暴地指責此類型節目的「奇觀化」，不如仔細思考為何一線省級衞視熱衷於此類型節目的生產，其交換價值與流通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取自微博《追我吧》
康奈爾大學管理學研究生院經濟系教授弗蘭克（Robert H. Frank）與庫克（Philip J.Cook）提出的「贏者通吃」理論，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中國）國內電視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不可避免地生長出一片並不那麼和諧、與國際電視市場幾乎同構的叢林環境。在這一環境下，行動者傾向於過高估計自己的運氣，過度肯定自己的才能。他們相信，風險大的賭注一旦成功，就會從物質狀況和在電視界的社會地位、榮譽兩個方面，帶來極大的提升，因此，回報越高，這種傾向愈發明顯。關鍵是，失敗的成本，並不由他們直接承擔。所以，一線省級衞視必定會「鋌而走險」，綜藝節目市場「人滿為患」。
然而，大概從2016年開始，省級衞視，或者說中國電視行業進入了廣告收入斷崖式下跌、產能過剩的發展階段。二三線衞視開始轉戰文化類或政論類節目的生產，有些節目甚至獲（中國廣電）總局盛讚。然而，一線省級衞視發現，綜N代節目，廣告商依然願意為此買單助陣。只不過，受眾市場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倦怠感，稀釋了這些節目的商品價值。於是，在「贏者通吃」心態的驅動下，一線省級衞視為了搶奪為數不多的蛋糕，各出奇招。如果要做類比，浙江衞視特別像美國的FOX電視台，節目的製作與播出，市場化的痕跡更為粗礪直接。被長期規訓的湖南衞視，其製作的節目已經逐漸回歸家庭（例如「我家那」系列），回歸平緩（例如「客棧」、《我想和你唱》系列），或回歸專業（例如《舞蹈風暴》）。只有浙江衞視，依然在戶外競技類節目的路上，越走越激進。
這是讓人覺得很悲哀的事實。幾家（中國）國營電視台巨頭，為了從私營企業那裡獲取日漸縮水的廣告投放，不得不彼此競爭；自我持存，對它們而言，只是為了保住自己處於資本積累的「中心地帶」一百年不動搖。負責政治管制的深層結構，早在三十餘年前，就已經撤銷了對它們的財政支持，這等於硬生生地將它們推向市場，讓它們獨自面對資本環境的陰晴不定，彼此反目成仇外，還要保證政治正確。如若說奇觀，這才是中國電視的奇觀。
取自微博《追我吧》
別簡單地批評浙江衞視節目組草菅人命，無謂地停留在嘴炮上，一線省級衞視的生產機制才是真正需要關注的。一線省級衞視這些年相繼實行內部人事制度改革，改制的重要結果，節目團隊制，即實現獨立的財政核算，與人員招納制度。與此同時，實體經濟的下行，導致節目生產成本的不斷縮減。因此，大量臨時工和實習生，開始成為任何一檔大投入製作的節目的基層幹事，他們的剩餘勞動時間，以加班之名，被無限拉長。這些底層員工，承擔了節目的主力製作；而高報酬參加節目的明星或名人主體，他們的表演、有意無意的隱私暴露，則擔保了節目的吸睛度，以及最終的吸金度。然而，前者，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生命權利），與後者作為紅利分享者同時也是勞動力的再生產，都被掩蓋在資本驅動所揚起的滾滾煙塵裡。
剛才分析的是大環境的影響。我們仍需要縱深思考，如果戶外體驗類真人秀節目如此「危險」，如此充滿不確定性，為何如此多的明星參加了此類型節目的錄製？
這個問題不是劍指明星自我商品化的推銷動機，而是表明，內娛圈（中國國內娛樂圈）的內部分化、經紀或演藝公司與國營電視台相互寄生的非均衡的權力關係，共同促生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真人秀奇觀：（中國）國內的真人秀大多以明星為參與主體，參與者大多為跨界之舉。
取自微博《追我吧》
任何被市場或資本浸潤的行業或領域，最終必然出現二八現象，即百分之二十的少數人握有百分之八十的資源。娛樂圈只是更為顯性直觀地呈現了這一殘酷的分化定律，在這個層面上，我一直很反感騰訊製作的《演員請就位》。這個節目的最大諷刺之處在於，明明是流量明星的生產者，二八格局裡的「二」，竟然以假慈悲的方式關注被流量明星毀掉的演藝圈，關注尾部即「八」裡的演員的生存狀態，很難不讓人對其背後的動機存疑。
然而，中國電視改革所導致的電視行業的二八格局，顯然更為慘烈，前文已經分析了這一點。2013年開始，真人秀節目成為電視行業的贏利增長點，高投入、大片化的生產方式，不僅強化了真人秀節目的利潤率同一線省級衞視之間的自洽關係，更激活了一批參與節目的名人或明星的商品效應。例如，楊穎（Angelababy）通過《跑男》成功洗白圈粉，王迅參加《極限挑戰》，一眾明星父親在《爸爸去哪兒》裡體驗為父之責後，接獲不少廣告代言。
我在一篇學術文章裡曾指出，真人秀節目造就了一種名人文化的公關化。在經紀或演藝公司的安排下，明星或名人參加明星戶外體驗或競技類真人秀，不得不遵循公關管理或「形象戰爭」這一首要法則。參加真人秀，而不是原本的演唱、演出或演戲等本職，成為了他們的工作常態。較高的收入（成本動輒過億的 ，明星酬勞一般佔比6到7成），讓他們在戶外真人秀中必須面對和處理的各種風險，被合理化為一種在外人看來「不足以道也」、必然付出的機會成本。
悖論的是，明星或名人主體在節目中遭受的「苦痛」，經真人秀的後期剪輯後，其意義被高度提升，往往能產生「無權者的權力」效應，從而激發粉絲與觀眾的好感，最終獲廣告商或劇組垂注。這應該是當前大部分經紀或演藝公司在殘酷的二八定律面前，欣然採取的「曲線救國」路線，它們，及其麾下的藝人，同真人秀的生產者，即國有省級衞視之間，維繫了一種非均衡的互為因果的共生關係。只是，抱着投機主義心態的節目組，屢次成為被言語攻殲的對象，而那些掙扎在底層苦苦求生的製作「牲人」，或明星助理，他們的生存權，卻再次被淹沒在有關明星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網絡輿論中。
取自微博《追我吧》
本文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原出處為《澎湃新聞》，經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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