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社会观察之四──一张张受过欺负的脸／罗世宏

前后相距一个月，“泽东”和“经国”先后成为中国大陆社会新闻的杀人嫌犯。虽然拥有重量级大人物的名字，胡泽东和明经国却都同样是位居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

2月18日，湖北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热干面馆发生杀人砍头的暴力事件。犯罪嫌疑人是22岁的外地打工者胡泽东，死者是面店老板姚某。这起不幸事件的细节，各方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胡泽东吃完面付钱时发现老板索价人民币5元，但店内标价却是一碗4元，坚持只肯付4元；42岁的面店老板姚某怒斥：“我说几块钱一碗就几块钱，你吃得起就吃，吃不起你莫吃，你给老子滚。”

根据媒体报导，胡某和面店老板姚某从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面店老板姚某首先动粗，两度掐住胡某脖子，并且“打了胡某两巴掌，又踢了一脚”。后来，悲剧就发生了：落居下风但不堪受辱的胡某，跑进面店厨房拿了菜刀就朝姚某砍杀，并把姚某的头砍下后丢弃于垃圾桶里。

3月17日，江西赣州市南康区也发生一起不幸事件。老农民明经国因为抗拒拆迁所谓的“空心房”，用镰铲袭击带队拆房的卓姓村官，卓某送医后伤重不治。

虽然悲剧发生的原因不同，但社群媒体上网民的普遍反应都同情杀人嫌犯。小面馆姚某和带队拆迁的村官卓某虽然不是什么大奸巨恶，但面对比他们在阶级属性上更加卑微的外来打工者胡泽东和老农民明经国时，基本上都吃定了他们只能接受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处境，也都吃定了他们无力反抗，不敢反抗。

然而，被侮辱的胡泽东反抗了，被损害的明经国也反抗了。而可能从没想到弱者也会反抗的姚某和卓某，最终都成了菜刀和镰铲下的亡魂。

▋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正义

看着新闻照片里这两位杀人嫌犯的照片，其实都长著中国大陆公共知识份子陈丹青所说的一张“受过欺负的脸”。他们那张比实际年龄更显得老的脸，纪录了他们曾经受尽各种欺负的生存状态。而操起菜刀和镰铲反抗的当下，仿佛也在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受人欺负了。

或许是因为“维稳”逻辑下的自我审查，媒体在报导这两起事件时，大多采取了淡化的处理方式。胡泽东见报时的名字被改成了“胡河东”，而这起带队拆房事件则被强调并非“强拆”，只是“劝拆”。但同情老农民明经国的知名网路写手王五四写道：

我相信他根本不知道‘私有财产’这四个字，更不明白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只知道这是我的东西，他只知道对方是政府，员警法院都不会站在他这边，只有手里的镰铲是跟他站在一起的。

说起来很可悲，在得不到任何帮助的艰难处境下，弱者如老农民明经国唯一的武器只剩下手上的镰铲。由于体制未提供他任何抗拆的合法手段，也由于他只能被迫接受拆房的命运，于是镰铲的正义成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正义。

一个月内看到这两起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事件，令我很有感触。我记得，第一次吃到武汉特色平民美食热干面是在武昌的户部巷，和知名纪录片导演艾晓明教授一块吃的，吃后一直念念不忘，满满的是美好的回忆。现在，这个美好的回忆变得不那么单纯美好了。以后，想到武汉的热干面，恐怕难免也会想到胡泽东的杀人砍头事件。

也是几年前那一次的武汉之行，在（日据时代）台湾银行的武昌旧址附近遇到一位大叔，他听我口音问是哪里来的，我说台湾来的。一听我是台湾来的，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共产党比国民党坏多了！”原来是他的房子遭暴力强拆，人也被打。我正要问详情，身旁的朋友赶紧把我拉开，淡定地对着大惊小怪的我说道：“这种事太多了。”我还记着那位大叔的脸，同样是一张受过欺负又无可奈何的脸。

▋“强拆”背后的利益结构，他们都是牺牲品

日前老农民明经国因其“空心房”被拆而杀村官的事件，引起我对农村“空心房”的好奇心。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这起不幸悲剧的根源还是来自于党国体制的暴力。

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卖地财政”，亦即透过卖地给地产开发商，用以挹注地方财政。然而，在城市房地产炒作多年之外，可用来盖楼炒房的土地越来越有限；而在避免耕地总面积减少的数字管理下，为了增加城市可用建地面积，就必须同时减少农村建地面积，此即所谓“土地增减挂勾”的政策。

在这个政策下，为了增加有利可图的城市可用建地面积，地方政府于是就想尽办法减少农村建地面积，简单粗暴地将农村超出“一户一宅”规定的多余房舍视为“空心房”。简单地说，将农民的“空心房”视为违建并强制拆除，表面上说是为了什么整顿“村容村貌”的目的，其实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可用来卖地换钱的城市可用建地面积，但却牺牲了大批受欺负农民的根本利益。

在利益驱使下，一层压一层，各地村官最终承受着沉重的限期拆房任务。这次发生悲剧的江西赣州市南康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016年度接到上级交付的任务是拆除面积相当于40多万平方公尺的“空心房”！难怪受命执行任务的下级村官不得不急着达成拆房任务。

说到底，那位被老农民击杀身亡的村官，本身也是地产资本和专制政权联手欺负的受害者。像一道食物链一样，上级政府欺负下级政府，下级政府欺负村官，村官再欺负老农民，或是小面馆老板欺负社会更底层的外地打工者，最终是在各地发生一桩桩弱弱相残的不幸事件。

或许，只有在这种充满暴力本质的权力结构被彻底翻转之后，底层人民才可能不再长著一张张“受过欺负的脸”，而中国大陆社会底层频繁发生的暴力事故也才有可能真正被消解。也只有到了那一天，已经喊了十多年的“和谐社会”，才可能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