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后现代与虚假讯息时代再论知识份子／王维菁
网际网路改变了讯息、知识甚至价值的生产和传播模式，也因此变化了知识份子的定义与界定范围，知识精英与大众界线逐渐模糊，对于知识份子的认知无法再如过往，以身份或专业主义为重要要件，虽然非充份条件。也由于网路对知识与价值传统秩序之解构，各式各样的有着知识份子外貌的类知识份子及网路意见领袖崛起，担任起捍卫或生产价值，传播重要社会讯息或虚假讯息、以及主导社会行动的角色。
在网路、后现代与虚假讯息盛行时代定义知识份子并不会影响任何网路意见领袖的功能、流行与权威，也并非要借由严谨的定义与标准来框限所谓知识份子之资格，而是期望在多元混乱的行动与价值的时代中，对各种号称或运用知识份子地位与权力者，有更多理解与讨论基础，让网路知识份子和意见领袖可以更诚实地面对自己或更让自己更诚实地被社会所认识。
对于何谓知识份子的思考，或许并未因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而有太大不同，做为人类社会与历史重要推进者与叛逆者的知识份子，基于过往累积之论述有如下面向之讨论：
态度选择上：流亡者、异端、边缘份子与被压迫者？
选择与压迫者价值为伍并非不行，也可以是知识和价值的一种面向，但对于知识份子而言，边缘、异端、流亡与被压迫者的心境、心里感受或态度，是知识份子更应该有的一种看待事物的角度，即便有时权力压迫并不容易辨识，且经常在压迫者的诠释话语下被掩藏甚至倒转。边缘心境的特质如Said（2004）所描述，边缘与被压迫的经验感受使人看待事物不再仅由一个角度或仅从主流价值的方向去审视，而能纳入不同的经验与观感，并使看待事物不仅看到表面，而能从发展过程中去思索，并认知到所有事物均由卑微而起。由于作为局外人或圈外人的经验，会使其感受更为敏锐；外来者、权势外、体制外的人们或心境，能真正认知感受主流与体制的压迫以及主流价值知识份子的保守谨慎、自利自保和伪善。而亲眼见证社会压迫与不公正却因诸多原因而选择沉默不语，在良心与动机的层次上都很难被称为知识份子。也因此，知识份子仍旧是站在弱势、代表性不足、以及被忽视与压迫的一方。
行动实践上：社会与政治介入的必要？
虽然对于知识份子是否应介入社会甚至政治，一直都存在着辩论，例如Julien Benda（1927，转引自Boniface, 2013）认为介入社会是一种文人的背叛，因文人/知识份子的主要任务是在远离社会的干扰下专心致力于寻求真理；介入政治或社会将导致知识份子的党派偏见、不诚信、以及不理智，所以知识份子应该远离时代的激情与激愤，勿要受社会所影响。或如Bloom（1987）认为知识份子对社会性议题和政治意识型态的热衷将造成知识份子的论述不具深度且通俗。但更多的论点却认为，对社会问题和真实生活沉默、不介入与麻木不仁，才是文人的背叛。知识份子应该走出其象牙塔，以一个总体的人的概念，关心社会与批判统治权力的不当（Boniface, 2013），或以其智慧及洞察力来处理急迫的社会问题。
对于将社会介入做为知识份子重要的理想与作用，代表范例为Gramsci（1916-1935）区别了传统知识份子与有机知识份子，前者是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中坚，包括学校、政府、教会、公司、军队、新闻、与法律体系，主要特质是拥护原有之社会体制。而Gramsci心中真正的知识份子—有机知识份子，则属于反对现有体制的新兴力量，其主要任务是为受到压抑的团体发声与寻求改变，尤其是协助劳动阶级对抗统治意识型态霸权，借由组织及教育群众，以形成历史社会变革。唯有知识份子能说服人民从事政治活动以推动社会进步，故，知识份子是以知识或论述力量介入社会并影响改变社会的人。
手段、方法与表现上：专业、诚实、真实与正确仍是必须？
虽然网路打破知识与价值垄断，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真实与真理的质问，已使专业主义和对真实真理的追求似乎不再是知识份子最重要的条件，但在网路虚假知识与缺乏现实论证基础的狡辩价值充斥的时代，辨认知识份子真实与虚妄很重要的标准之一仍是专业知识和诚实、严谨以及真实准确的方法与过程，因为即便后现代主义对于绝对真实存在之怀疑，亦不能等同于对知识方法与手段之不严谨与蓄意错误之认同。Boniface（2013）在「造假的知识份子」一书中指出，太多造假的知识份子为了确保自己在观念与论辩市场上无往不利、为了自以为是的道德目的、或为了讨好公众的道德需求而扭曲事实与情势，制造虚假知识、讯息与价值，其认为广大大众不够成熟明辨事理，因此需要引导他们，即使是用不公正、不正义与不道德的方法手段。
但建立于虚假知识和虚假事实基础的论辩无法达到真实民主与社会的理想目标，真正的知识份子不会为了达到目的而在方法与策略上不择手段、欺骗或造假，如Boniface（2013）所言，目的无法也不该为手段辩护，对于公共辩论中，有问题的方法达成的结论及谎言占据了中心地位不该也不能被允许，且无论其目的为何或道德与否，其对民主与社会的伤害已显而易见。
论辩上：后现代的开放歧异性？
在后现代与高度展现后现代特质的网路情境中，对传统知识份子的最大挑战除了菁英主义的瓦解模糊了知识份子与非知识份子的界线，还包括普世意识型态、真理价值、以及社会共同目标的被颠覆，让是否有真理价值与社会共同目标之存在，以及进而是否需要有知识份子并担任改变社会的历史性角色产生诸多疑问。
在后现代社会与网路情境中，抗争领域与社会目标发散，强调多元主义、本土性、自主与身份认同，价值与对话开放、自由流动、与批判（Boggs, 2000），知识社会界从此不再造神或独尊一元价值，知识份子在论述上不再也不该享有近乎独占性的权威与影响，而应该更趋向实践对话审议民主与多元价值尊重。
但在后现代与网路情境下论述与价值的多样性不代表应该毫无规律，权力运作的普世皆然不代表权力不具有等差或权力不再需要被对抗，社会共同目标的歧异化也不该衍生为集体主体性普遍性地倾颓。知识份子受人尊敬的目标仍然是挑战、诘问、质疑与对抗系统性的压制性权力，并让社会从这些挑战与诘问中获得力量。
因此，社会各领域的知识虽秉持的真理不同，一元价值的崩解也使得价值体系看似混乱不清，难以分辨遵从，但在多元歧异的价值下，能做为价值选择判断的方法仍是从各种被迫害及弱势的族群中，找到主流价值与权力的不合理之处，加以批评并改变。
动机与利益检视上：无私、牺牲与风险以为判断？
知识份子是说写出自己所想，而非考虑说什么对自己有利，也不该是说人们想要听的话，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与受欢迎程度。故对知识份子最真实严格的检验，即是对其动机与利益的检视。
故而，知识份子投身普世性的事业不该是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要将名声与努力用来为缺乏名声与缺乏权力者服务，知识份子的名誉与其牺牲精神和所冒的风险应该一致。若知识份子为了某些事业、活动或价值努力其最终结果竟是自身利益之积累，包括声誉、地位、权力或财富，这更像是利用知识为手段的欺狡者，或是利用公众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真实的知识份子为了诚实面对自己的价值主张、为了追求平等与既得利益者对抗，经常冒着人身与职业之风险，也因此无私、牺牲奉献、及为了价值与社会平等之追求背负风险，更符合我们对于知识份子的真实想像。
社会作用上：价值与意识型态的再制或解构为主要？
关于知识份子的定义中，一项重要且有趣的定义是，对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心智劳动者，协助主流意识型态再制或挑战瓦解主流意识型态（Boggs, 2000）。也如同前述Gramsci的有机知识份子是以论述和意识型态争霸介入社会改革与变迁，是故意识型态与价值之生产或挑战解构常是知识份子对社会最重要的作用所在。另也如Said（2004）所言，知识份子是有能力向公众或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观点、态度、讯息、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尤其是对于打破刻板印象、迷思与主流霸权价值孜孜不倦的一群人。
结语
最后，写作此文的目的不是要让知识份子忙着检视别人而更是检视自己，文章也无法以一个封闭式的结论作为终结，因为，对于知识份子的角色、改变与论述讨论，不但不能仅止于此，还需要随着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继续持续。
参考书目
Edward W. Said, 2004, 单德兴译，《知识份子论》，台北：麦田出版社。
Pascal Boniface，2013，河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Bloom, A. (1987).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Gramsci, Antonio. An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Ed.
David Forgacs. New York: Schocken, 1988.
Boggs, C. (2000). Intellectual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王 维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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