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後現代與虛假訊息時代再論知識份子／王維菁
網際網路改變了訊息、知識甚至價值的生產和傳播模式，也因此變化了知識份子的定義與界定範圍，知識精英與大眾界線逐漸模糊，對於知識份子的認知無法再如過往，以身份或專業主義為重要要件，雖然非充份條件。也由於網路對知識與價值傳統秩序之解構，各式各樣的有著知識份子外貌的類知識份子及網路意見領袖崛起，擔任起捍衛或生產價值，傳播重要社會訊息或虛假訊息、以及主導社會行動的角色。
在網路、後現代與虛假訊息盛行時代定義知識份子並不會影響任何網路意見領袖的功能、流行與權威，也並非要藉由嚴謹的定義與標準來框限所謂知識份子之資格，而是期望在多元混亂的行動與價值的時代中，對各種號稱或運用知識份子地位與權力者，有更多理解與討論基礎，讓網路知識份子和意見領袖可以更誠實地面對自己或更讓自己更誠實地被社會所認識。
對於何謂知識份子的思考，或許並未因社會文化環境的改變而有太大不同，做為人類社會與歷史重要推進者與叛逆者的知識份子，基於過往累積之論述有如下面向之討論：
態度選擇上：流亡者、異端、邊緣份子與被壓迫者？
選擇與壓迫者價值為伍並非不行，也可以是知識和價值的一種面向，但對於知識份子而言，邊緣、異端、流亡與被壓迫者的心境、心裡感受或態度，是知識份子更應該有的一種看待事物的角度，即便有時權力壓迫並不容易辨識，且經常在壓迫者的詮釋話語下被掩藏甚至倒轉。邊緣心境的特質如Said（2004）所描述，邊緣與被壓迫的經驗感受使人看待事物不再僅由一個角度或僅從主流價值的方向去審視，而能納入不同的經驗與觀感，並使看待事物不僅看到表面，而能從發展過程中去思索，並認知到所有事物均由卑微而起。由於作為局外人或圈外人的經驗，會使其感受更為敏銳；外來者、權勢外、體制外的人們或心境，能真正認知感受主流與體制的壓迫以及主流價值知識份子的保守謹慎、自利自保和偽善。而親眼見證社會壓迫與不公正卻因諸多原因而選擇沈默不語，在良心與動機的層次上都很難被稱為知識份子。也因此，知識份子仍舊是站在弱勢、代表性不足、以及被忽視與壓迫的一方。
行動實踐上：社會與政治介入的必要？
雖然對於知識份子是否應介入社會甚至政治，一直都存在著辯論，例如Julien Benda（1927，轉引自Boniface, 2013）認為介入社會是一種文人的背叛，因文人/知識份子的主要任務是在遠離社會的干擾下專心致力於尋求真理；介入政治或社會將導致知識份子的黨派偏見、不誠信、以及不理智，所以知識份子應該遠離時代的激情與激憤，勿要受社會所影響。或如Bloom（1987）認為知識份子對社會性議題和政治意識型態的熱衷將造成知識份子的論述不具深度且通俗。但更多的論點卻認為，對社會問題和真實生活沈默、不介入與麻木不仁，才是文人的背叛。知識份子應該走出其象牙塔，以一個總體的人的概念，關心社會與批判統治權力的不當（Boniface, 2013），或以其智慧及洞察力來處理急迫的社會問題。
對於將社會介入做為知識份子重要的理想與作用，代表範例為Gramsci（1916-1935）區別了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前者是維護既有社會秩序的中堅，包括學校、政府、教會、公司、軍隊、新聞、與法律體系，主要特質是擁護原有之社會體制。而Gramsci心中真正的知識份子—有機知識份子，則屬於反對現有體制的新興力量，其主要任務是為受到壓抑的團體發聲與尋求改變，尤其是協助勞動階級對抗統治意識型態霸權，藉由組織及教育群眾，以形成歷史社會變革。唯有知識份子能說服人民從事政治活動以推動社會進步，故，知識份子是以知識或論述力量介入社會並影響改變社會的人。
手段、方法與表現上：專業、誠實、真實與正確仍是必須？
雖然網路打破知識與價值壟斷，以及後現代主義對於真實與真理的質問，已使專業主義和對真實真理的追求似乎不再是知識份子最重要的條件，但在網路虛假知識與缺乏現實論證基礎的狡辯價值充斥的時代，辨認知識份子真實與虛妄很重要的標準之一仍是專業知識和誠實、嚴謹以及真實準確的方法與過程，因為即便後現代主義對於絕對真實存在之懷疑，亦不能等同於對知識方法與手段之不嚴謹與蓄意錯誤之認同。Boniface（2013）在「造假的知識份子」一書中指出，太多造假的知識份子為了確保自己在觀念與論辯市場上無往不利、為了自以為是的道德目的、或為了討好公眾的道德需求而扭曲事實與情勢，製造虛假知識、訊息與價值，其認為廣大大眾不夠成熟明辨事理，因此需要引導他們，即使是用不公正、不正義與不道德的方法手段。
但建立於虛假知識和虛假事實基礎的論辯無法達到真實民主與社會的理想目標，真正的知識份子不會為了達到目的而在方法與策略上不擇手段、欺騙或造假，如Boniface（2013）所言，目的無法也不該為手段辯護，對於公共辯論中，有問題的方法達成的結論及謊言佔據了中心地位不該也不能被允許，且無論其目的為何或道德與否，其對民主與社會的傷害已顯而易見。
論辯上：後現代的開放歧異性？
在後現代與高度展現後現代特質的網路情境中，對傳統知識份子的最大挑戰除了菁英主義的瓦解模糊了知識份子與非知識份子的界線，還包括普世意識型態、真理價值、以及社會共同目標的被顛覆，讓是否有真理價值與社會共同目標之存在，以及進而是否需要有知識份子並擔任改變社會的歷史性角色產生諸多疑問。
在後現代社會與網路情境中，抗爭領域與社會目標發散，強調多元主義、本土性、自主與身份認同，價值與對話開放、自由流動、與批判（Boggs, 2000），知識社會界從此不再造神或獨尊一元價值，知識份子在論述上不再也不該享有近乎獨佔性的權威與影響，而應該更趨向實踐對話審議民主與多元價值尊重。
但在後現代與網路情境下論述與價值的多樣性不代表應該毫無規律，權力運作的普世皆然不代表權力不具有等差或權力不再需要被對抗，社會共同目標的歧異化也不該衍生為集體主體性普遍性地傾頹。知識份子受人尊敬的目標仍然是挑戰、詰問、質疑與對抗系統性的壓制性權力，並讓社會從這些挑戰與詰問中獲得力量。
因此，社會各領域的知識雖秉持的真理不同，一元價值的崩解也使得價值體系看似混亂不清，難以分辨遵從，但在多元歧異的價值下，能做為價值選擇判斷的方法仍是從各種被迫害及弱勢的族群中，找到主流價值與權力的不合理之處，加以批評並改變。
動機與利益檢視上：無私、犧牲與風險以為判斷？
知識份子是說寫出自己所想，而非考慮說什麼對自己有利，也不該是說人們想要聽的話，以確保自己的地位與受歡迎程度。故對知識份子最真實嚴格的檢驗，即是對其動機與利益的檢視。
故而，知識份子投身普世性的事業不該是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要將名聲與努力用來為缺乏名聲與缺乏權力者服務，知識份子的名譽與其犧牲精神和所冒的風險應該一致。若知識份子為了某些事業、活動或價值努力其最終結果竟是自身利益之積累，包括聲譽、地位、權力或財富，這更像是利用知識為手段的欺狡者，或是利用公眾而不是為公眾服務。真實的知識份子為了誠實面對自己的價值主張、為了追求平等與既得利益者對抗，經常冒著人身與職業之風險，也因此無私、犧牲奉獻、及為了價值與社會平等之追求背負風險，更符合我們對於知識份子的真實想像。
社會作用上：價值與意識型態的再製或解構為主要？
關於知識份子的定義中，一項重要且有趣的定義是，對歷史產生重要影響的心智勞動者，協助主流意識型態再製或挑戰瓦解主流意識型態（Boggs, 2000）。也如同前述Gramsci的有機知識份子是以論述和意識型態爭霸介入社會改革與變遷，是故意識型態與價值之生產或挑戰解構常是知識份子對社會最重要的作用所在。另也如Said（2004）所言，知識份子是有能力向公眾或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觀點、態度、訊息、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尤其是對於打破刻板印象、迷思與主流霸權價值孜孜不倦的一群人。
結語
最後，寫作此文的目的不是要讓知識份子忙著檢視別人而更是檢視自己，文章也無法以一個封閉式的結論作為終結，因為，對於知識份子的角色、改變與論述討論，不但不能僅止於此，還需要隨著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變遷繼續持續。
參考書目
Edward W. Said, 2004, 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Pascal Boniface，2013，河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Bloom, A. (1987).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Gramsci, Antonio. An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Ed.
David Forgacs. New York: Schocken, 1988.
Boggs, C. (2000). Intellectual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王 維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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