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与坦克车──台湾如何在中共的军备威胁下挺立
中国独立电影工作者的处境这几年在大陆地区益发困顿。由于国家机器对影人、影片到影展的继续打压和全面监控，好几位过去成绩斐然的独立纪录片导演或策展人，已经先后移居国外，或者被限制入境。更多不想自我流放的纪录片导演，仍继续竭其心力生产影像记录或文字书写，明知其不可而为之。
他们在大陆没有发言空间，就转往台湾和香港发声；当香港的言论也加速被收紧、监控，台湾就成了他们最后可以自由发声的场域。
仅仅在我个人有限的接触或观察经验里，从去年底开始，就看到4位极为杰出的纪录片导演，先后在台港地区介绍、推展他们冒着诸多风险的创作或书写成果。资深的纪录片导演黄文海，去年底在台北出版了他的专书《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倾向出版社，2016），论及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和重要导演，并访谈其中几位代表性人物，如胡杰、艾晓明、朱日坤、林鑫、滕彪等。这本书无法在中国出版，而黄文海导演自己过去几部重要作品的母片档案，也被当局悉数没收，无法制作光碟。
去年底，我也同时收到上海一位电影策展人的联系，希望港台关切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人，能为入选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最后15部候选名单的王男柎导演的作品《流氓燕》，做些介绍或评论，以让更多人知道此作。
《流氓燕》记录中国女权行动主义者叶海燕女士，为海南一所小学里遭校长性侵的6位女童的人权而奔走，奋勇呼吁中国社会正视对女童、女性与性工作者之人权的行动。毕业自纽约大学的王男柎导演，因为记录这个议题，自己也被公安与国保盯上，要抢走她的摄影器材；王导演遂以游击战方式，带上眼镜型隐藏摄影机记录，并将影片材料想办法带出境外剪接制作。
今年是中共「反右斗争」60周年，而多半人则只知文革，不太清楚有毛泽东在1957年4月发起的「反右」整风运动，将3,000多名批评中共「党天下」的「右派」知识份子送到甘肃戈壁滩上的「夹边沟农场」劳教，大多数人死于饥饿、虐待，最后只剩数百位幸存者。
无畏的中国公共知识份子、早已被限制出境的艾晓明教授／纪录片导演，花了长时间多次前往不准入内的夹边沟，并采访了许多幸存老人，完成总共5集、长达408分钟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由香港「端传媒」代为发行，可上网订购）。3月初的《新新闻》杂志，专文报导了这项重要纪录片作品的出版及其脉络。此作于今年2月下旬在香港首映，但最需要知道这段历史的中国大陆民众，却完全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历史真相。
台湾纪录片界与读书界已经熟悉的导演和作者张赞波，在其备受好评的报导文学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八旗文化，2014）于台湾出版后，此书简体字版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发行且随即热卖之后没多久，即被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令全面下架，成为禁书。
张赞波针对同一题材的纪录片《大路朝天》则应TIDF之邀，于去年的影展与今年春天的巡回展里，成为台湾纪录片观众踊跃观看并赞赏佩服的杰出影片。这部影片与该书的命运一样，当然也不可能在大陆地区放映。他和其他许多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一样，只能寻求在台湾的展映平台上，与此地观众和在台的陆生交流，见证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
台湾早已是华人社会唯一可以充分交流任何政治禁忌议题之影片放映与其他出版的国家。然而，政府充分发挥了我们这项最有力量的武器吗？没有。
独立纪录片的映演，仍然大抵停留在TIDF（或「台北电影节」等）影展、校园巡演、小众／另类放映空间（例如「灿烂时光」书店或「超越基金会」等），或者最多是公视每周一次的「纪录观点」时段里。中国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早就有纪录片频道，尽管这个频道只能放映题材安全的「主流纪录片」，但许多非政治洗脑的影片，通过电视频道的普遍放映，还是可以达到对民众传播知识的作用。
反观台湾，政府长期不在乎或无知于纪录片这项重要的传播媒介，非但没有一个纪录片频道，连目前小而未必都美的公共电视，也长期为了应付立委不问性质的「收视率」绩效要求，至今不敢开辟出一个带状的纪录片放映时段，或者起码将纪录观点的时间拉长，并提早到一个比较像样的播映时段里。
民进党政府的文化部，将壮大公共媒体体系、研拟大公广集团的政策，放在施政规划里，固然是令人期待的讯息；但是，有些改变可以马上就做，并不需要「全国文化会议」或「文化白皮书」旷日废时的审议才能开始实践。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症结仍在于，从执政者、舆论到台湾社会，我们对如何发展、壮大台湾国力的认识与想像，究竟是什么？
日前《自由时报》大篇幅报导、评论中共军费快速成长，已是台湾军费的14倍之多。于是，从台湾军方、执政党立委到该报记者，都疾呼政府应该增编国防军购预算。台湾军费预算目前是新台币3千2百多亿，而中共不含隐藏预算，已经增高为近新台币4兆6千亿。
那么，我们应该增加多少，才能拉近差距、在武力上旗鼓相当呢？若增为5千亿，仍是对岸的零头。是否政府不吃不用，把年度总预算全部编给国防军购，这样军方才能满足？民进党才觉得国家独立的工程有了坚实保障？美国老大哥的保护费收足了，也就会承诺绝对捍卫台湾的安全？美国顾不顾台湾，跟台湾送多少军购费用给美国军火商，有任何决定性的关系吗？
台湾是个弹丸小国，但是如果能确实知道如何评估、想像、进而创造自己在强国之间运筹帷幄的各种务实策略，发展自己的独特优势，是很有机会在强权之间与国际社会中，取得一种杠杆力量以求存，并挺立于险恶局势之中的。
但是台湾主流社会的一种思维，却一直维持着某种奇怪的「大国想像模式」，觉得非要发展武力、发展重工业、盖核电厂、跟别国比赛摩天大楼高度，以硬碰硬的硬体竞赛方式跟想像的对手较劲。这种幻想是怎么形成、并如此牢固于思维中的，值得深究，但无论如何这并不实际，因为它劳民伤财之后势必徒劳无功，只能中饱了很少数人的口袋。
我们如果把国防预算不增反减，把省下的那部份移给文化、教育、劳动、社福、医疗系统的壮大，让台湾在国际上与对岸人民之间，赢得更多的注目与掌声，让中共或其他强权对台湾的觊觎为国际舆论和对岸人民所不容，难道不是一种自保的策略？
如果强权之间疯狂的新武力竞赛最后失控，那是全球人类的灾难，也不是台湾一地拼命扩充军备，就能单方面阻挡毁灭性的结果。在这个毁灭性灾难之前，台湾需要跟着一起加入疯狂但无助于台湾安全的军备竞赛、成就那些与国际军火商利益勾结的美国／西方与台湾的政客吗？
回到纪录片文化。公广集团的壮大，必须立法增编公广系统的预算，让公共电视的频道增加，以能让不同性质的节目内容，有集中制播的功能与充分的培育发展空间。设置纪录片频道，或至少大幅度规划纪录片的制作费用、增辟放映时段，不仅首先能让国内众多优质而坚持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得到制作资助与作品被广泛看见的机会，且同时可以让台湾成为中国大陆与亚洲地区纪录片映演、交流的一个中心与重镇。
台湾过去曾自诩要规划成为亚太营运中心下的亚太媒体中心，最后不了了之；而亚太媒体中心的概念，仍在建造媒体园区这类硬体投资。我们若能利用既有的优势，更有国际眼光的推动公共媒体的政策与平台，可以是成本不高但具有多重效益的措施。
试举另一例。策展人钟适芳这两年在一些东南亚影展（例如印尼日惹亚洲电影节、柬埔寨国际电影节等）观摩与选片经验中发现，东南亚年轻世代的独立电影导演，不仅心仪台湾具有规模的TFF（台北电影节）或TIDF等大影展，连「当代叙事影展」《边界‧世界》这个专注于政治／历史议题的小型专题影展，也因为它有充分的选片、放映与讨论自由，而让电影人相当有兴趣参加。因为，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条件，仍不太能允许对现实政治进行反省或批判的影片作公开放映。
其实不仅纪录片或独立电影，依我的经验，一些来自东南亚具政治批判力的当代艺术家或艺评人，都珍惜在台湾可以自由发言的展览或演讲机会。
台湾进不了东协10+6的政经组织里，但如果政府的「南向政策」不是只会着眼在经济面向的话，应该仔细考察东南亚在言论自由方面匮乏或仍不充分的国家里，那些羡慕、向往台湾自由映演与发言空间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对台湾进行实质文化外交可以起的聚沙成塔的作用。
当然这个前提是，台湾政府与社会得先在价值上和心理上，真正排除只会崇拜、钦羡西欧文化艺术（最具象的例子，是台南「奇美博物馆」），同时继续以制度性歧视东南亚新移民（或陆生／陆配）、蔑视东南亚社会与华人文化的心态。
纪录片频道的设置、公广集团的扩大、与文化预算的大幅度增编，在国家总预算里，都仍是九牛一毛的比例，它没有影响什么国家建设的分配，却能够把台湾真正的国力所在务实有效的建设起来。
问题只在我们的从政者，能不能换一副脑袋，打开一点眼界与想像力。
（本文同步刊登在报导者）
郭 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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