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而为人 焉能无感—
我看黄淑梅2015纪录片《给亲爱的孩子》
《给亲爱的孩子》片头， 图/黄淑梅提供
文/魏玓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之后，台湾的反核声势重返高峰。记得在隔年的反核大游行中，我带着当时四岁的女儿第一次上街头。游行和反核这些概念一时难以解释，我只先跟她说：“我们跟大家一起去保护地球、保护台湾。”她立刻欣然同意，兴奋地跟我出门。我问她原因，她一副为什么我还需要问的表情，说：“因为我们住在这里啊。”
对啊，“因为我们住在这里。”这不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吗？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保护、不珍惜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以及孩子的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呢？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这几年来，我深深感到，教导孩子走上街头表达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并不难；但是要跟他们解释事情的源头——为什么大人们要先去破坏生态环境，把极度危险的事物引进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却很难，很难。
这让我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311大地震不久后到西班牙巴塞隆纳出席一场受奖典礼时的演说，他提到在广岛原爆受难者慰灵碑上的一段话：“请安息吧！因为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村上春树眼见福岛核灾的可怕，不免感叹，二战后当时的体悟，多么沈痛，但是如今要真正实践，竟又是这么困难。
台湾山林开发的暗黑史
几个星期前，我收到了纪录片导演黄淑梅的新作品《给亲爱的孩子》（2015），正好回应了我几年来的思虑困顿。
在她前两部以921地震灾后重建为主题的纪录片《在中寮相遇》（2006）和《宝岛曼波》（2007）里，黄淑梅以一个类似介入性或鼓吹性新闻的报导者立场，带着她的摄影机和麦克风勇闯直击台湾地方政治圈处理灾后重建问题的不堪面目。在令人难以想像的长期蹲点和深入事件的辛勤付出下，黄淑梅的纪录片对不公不义的批判，犀利、刻骨、不留情面。经过了七、八年，黄淑梅关心的还是台湾的生态环境课题，但是她的作品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形式上，黄淑梅采取了用一封信向孩子说话的叙事角度出发并贯穿全片，但是在规模和企图上，却显然不是一封书信而已。这次她想要完成的，不再是指出问题、揭开疮疤，而是寻找答案；她想完成的，是一部台湾山林开发的百年史。这个企图很惊人，但我感觉这并不是一种野心勃勃，而是黄淑梅的感性和理性综合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某种必然。
理性上，要追索台湾山林与整体土地生态的病灶，不从日治时期的帝国掠夺到之后国民政府的不当开发切入，实无其他方法。感性上，黄淑梅从《在中寮相遇》开始就已经展露无遗的对台湾土地与山林的强烈关切，在眼见921十年后的莫拉克台风再次对台湾带来严重灾难，尤其过程中显露出来毫无改变甚至更加严重的人谋不臧和不知悔改，她必然更焦虑、沈痛和急切。
莫拉克灾后甲仙乡小林村。 图/黄淑梅提供
这种焦虑、沈痛与急切，从片子一开始黄淑梅自述她做的一个跟灾难有关的恶梦便已展现出来。不过，她接下来即收拾感性，开始了她对于台湾土地问题根源的探索。如前所述，黄淑梅从日治时代的帝国掠夺野心谈起，然后揭开国府时期山林开发政策的不当。帝国野心固然可恶，不过其逻辑并不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日本政府抱着永续利用的态度，尽管大肆占取台湾林木资源，却仍保有生态平衡的理念。反倒是国府接收之后，明明是“自己人”，却像是“没有明天”一般地疯狂开发。数十年之后，台湾山林从高海拔到中低海拔，不仅是滥垦滥伐、倒行逆施，而根本就是断绝生机——断绝山林生机，从而，断绝岛民们的生机。这比起日帝之可恶，尤令人痛心。也因此，往后岛上的大灾难，其实已不只是天灾，而更多是人祸。
梦境山崩草稿。 图/黄淑梅提供
那树木用生命教我们的事
在这部片子中，黄淑梅除了运用大量的资料影片，建立史实证据之外，主要是透过两位人物来述说她想要表达的理念。第一位是长期探勘和关注台湾山林生态的学者，在片中自称“台湾土地验尸官”的陈玉峰。陈玉峰在片中几段对台湾山林问题的解释，非常精准且深入。特别是他提到桧木教给台湾人，如何与台湾这座岛屿共生的知识，以及大自然才是最大的灾后重建力量的提醒，令人印象深刻、反思再三。虽然有时这些段落让人会觉得是不是太长了些，但我猜想是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对黄淑梅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尽量保留下来。
第二位关键人物是简秀芽女士。她是莫拉克风灾幸存者的家人，并不是什么专家，不过她亲身经历的言语，绝不弱于专家论述。简秀芽住在高雄县太和村山区的父母和弟弟一家，在风灾当夜因为土石流受困，若不是一棵大榉木恰好挡住部分土石流，她已经失去这些家人。这棵在1960年代被国民政府认定是“杂木”而遭大量砍伐的中低海拔树种，不仅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也让她对于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在黄淑梅镜头下，简秀芽灾后首次回到老家，亲手轻抚那棵榉木，澎湃心情完全写在脸上和手指，我们也仿佛听见了人与自然的无声对话。
简秀芽太和村老家与榉木。 图/黄淑梅提供
黄淑梅在《给亲爱的孩子》中维持她朴实的影像语言，但是因为用心极大，刻划极深，看到后来，我感觉她甚至已经不只是在寻找台湾山林保育问题的答案，也不只是在打造一部台湾山林开发影像史；黄淑梅想要提出一种哲学，一种给当代的我们，与后代的子孙们，能够持续投入决心和行动来保护台湾这块土地的精神基础；这多少也展现在她刻意运用德弗札克《新世界》作为影片配乐的安排上。
在晚近国内纪录片主题更多走向微观的、个人的情感世界与经验的趋势中，坚持探讨大型社会问题，采取的视野甚至一次比一次更巨观的黄淑梅，无疑是相对孤独的，但却是绝对珍贵的。台湾的山林和土地的保育问题，沈疴至此，政府不仅无能，甚且无感；但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勇敢地述说和呼吁。《给亲爱的孩子》其实也是给亲爱的我们自己，努力“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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