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廣媒體南進現在完成式！政府新南進還在想未來式嗎？
2016年中以後，新政府因為國際戰略的改觀，定義以對抗中國為基準（所謂否定過去共識），展開重新調整國際連結的網絡，自此提出了「新南向」政策（有別於1997年李登輝總統時代的前政策）。總統與負責政策的政委，都強調這次新南向迥異於過去以經貿政策的體質，轉而強化更多文化性的彼此瞭解，已達成更深入的合作實質。
這樣來說立意並不差，但是台灣都已經民主深化快16年了，難道都沒有一些符合新的外交經貿文化作法，脫離列強核心，往區域整合的方向。其實不然，若論台灣公廣媒體代表台灣影視文化南向一事，這個策略早就發生在第三度政黨輪替之前了。而我們政經界如果普遍不知結合利用已有的台灣成就，這才是更大的問題。
舉例而言，2016年12月初奠基在新加坡的亞洲電視獎（The Asian Television Award），正式揭曉頒獎，其中公共電視的戲劇《一把青》連續獲得五項大獎（演員、導演、編劇、配樂等），這番得獎基數也使台灣公視獲得「亞洲年度最佳無線頻道獎」。這是公共電視史無前例，在亞洲最受矚目之一的電視盛會中獲得如此佳績，也呼應了台灣影視能力仍是有機會，帶領台灣走入國際社會，同時得到國際產業標準的肯定。亞洲電視獎長年開放徵案，括及國家51個國家，不僅囊括了東南亞的所有核心國家，同時也包含東北亞、中國蒙古、中亞諸國、南亞西亞、太平洋諸島國，得獎與節慶的互相觀摩瞭解，不但正中南向，同時擴散到四面八方的文化戰略要地。這一個盛會讓台灣遭逢同時創造出亮點火花，豈不是一個最活生的教材，述說什麼是台灣影視界可以有的南向視野。
但是今天締造的成績單，絕非一蹴可成，或是放煙火的速成知名度。亞洲社會的的肯定，也是台灣公視十五年參與亞洲電視獎與其節慶活動的互相瞭解所致。過去多年以來，公共電視的專業人員，靈活地出席亞洲電視節活動的各層次交流，不是只有電視節目參賽這種核心活動而已，舉凡產業發展新視野論壇、技術測試、節目評審、提案選拔、行銷版權等，都有公視人員的走過足跡。這說明了什麼，其實東南亞社會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環境，他們早已經營造一個全觀（holistic） 的影視產業發展角度，一年一度的聚集盛會，其實就像一個五官齊備的社群，招聚來各有活力的產業鍊結主力，藉由展示、展演、論說、行銷，激盪火花，共促有動力的未來展望。
換句話說，台灣南進實在非一個新議題，政府想再經貿之外更促進文化上的互相瞭解，不就是一個全觀的作法嗎？這件事台灣公共傳媒自2001年就開始思考，當局以電視產業為例，有一個全盤學習與輸出的成功想法嗎？台灣公廣媒體不是一個很好得範例與政策工具，為此，政府有啟動與現在公廣對話嗎？重新盤整我們應該有一個持續重返國際社會的策略與目標嗎？
至少，公廣這個過去行動方案，能回答了近日來有些單位詢問我們南進的經驗。我認為南進就等於是一個重返國際社會的意義，沒有例外。我們脫離國際社會已久，就要從斷裂處開始。當年公共電視就鎖定了亞太廣播電視聯盟（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 作為重起的開始，從其中國際平台交流之規模，我們有效地理解到電視專業可以執行國際交流的各各層面。 1971年台灣退出了ABU，後來又自視甚高成立亞太電視會議，結果不了了知，這些都是錯誤的政策，今天政府不要再重蹈覆轍。
過往雖然台灣在聯合國會籍上的缺乏，阻擋了我們進入各種國際多邊組織，但是1997年之後，擁有符合國際規管與全球公民社會規範的媒體建制，就是公共廣電制度，隨著在國內恆常生產節目，與執行電視業務促進社會發展的軸線，逐漸拉大我們的身量，觸及到可執行國際交流的水平。公廣前十年有三件事促進我們與東南亞國家的深化交流：
1. 以國際規範執行電視數位化：台灣2003年確認依據國際精神(DVB-T），指定公共電視執行數位化end-to-end的建制，同時搭配軟體節目的設計，吸引馬來西亞國家廣播電視（Radio Television Malaysia） 技術開發部門，來台觀察與體驗，從此形成兩邊互訪的基礎。
2. 以國有到公有的電視制度轉型作民主深化：台灣在媒體民主化發展的平行線，意外呼應了聯合國電子媒體發展行動計畫的標的，讓台灣公廣集團形成轉型案例的全球第一槍。2007年泰國也依據他們改革需求，派遣新公視 Thai PBS籌設人員來台觀摩，並且對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 作法積極觀摩。
3. 加入媒體減災人道措施研習全球化行動：台灣透過與ABU技術學習平台的交流，持續獲得亞太區廣電技術論壇上的參與認同。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大地震之後，凝聚亞太區對於防災廣播體系的建構需求，日本與印尼聯手聚合災難經驗提振防災佈建，台灣得此兩方信任下，參加雅加達舉辦之第一屆媒體防災高峰會，與公共廣電RRI與TVRI、與印尼國立大學媒體學者建立廣泛交流。
這三件非預期發生的大事，卻能在年年延續與ABU發展正式與非正式關係網絡中，產生共同意義。另一方面，台灣公視的雇員代表組織—企業工會，自2013年起積極加入國際工會網絡組織（UNI） 亞太分會的媒體娛樂藝術分部（Apro MEI），成為會員後，更與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公共媒體產業工會結盟，藉由教育訓練方式，與東南亞專業人士建立友誼與想法經驗上的交流。2015年底東南亞國協的經濟共同體（ASEAN Community） 成立後，UNI 亞太區更成功地營造對話，透過東南亞國協公務人員工會聯合組織，將專業勞動（包含媒體人士） 規範與人權規章，納入市場秩序上的考量（擴大正職的聘僱），這個進展對話，對於台灣公共廣電從業人士對未來海外市場開拓與結盟，很有參考價值。
綜結來論，台灣影視文化輸出到東南亞，仍然是一個硬市場，但是隨著《一把青》這次奪得該區大獎之後，將是一個指標，揭示以其有國際標準產製內容的認證，是否取得新行銷利基於此一領域，是很有意義的考察議題。但是更不能否認的是，公共廣電媒體在多年來幕後的交流經營，已經打開我們對這一區域的專業文化、技術應用、社會服務需求、市場勞動規範、廣電法制等論題上視野，而未來台灣對於廣電制度與影視文化知識上，至少不再凡事稱歐美為師，而可以務實地對照真實亞洲的寫照，找出我們應有的定位。
回溯公視當年的行動，正式被官方認定，記載於2006年5月2日一次新聞局召開的《推動台灣我國成為ABU組織會員的專案會議》。本文希望，無論評價為何，新南向政策既然開動，凝聚國家資源對外行動，就應當本於行政延續與一致立場，集結公部門各層次資源，以收聚合行動後的綜效。這樣，政府對於公共媒體已經打造的東南亞同業交流基礎與創造的認識口碑，是否應該以一個更積極的立場，來支持與協助推廣經驗與推動下階段行動，才是一個有公益、有效益的作法？誠摯建議，希望美好連結持續延伸，紮根開花締果。
程 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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