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週二, 一月 19th, 2021

傳播政策2024：兩年串連　一年推廣／馮建三

傳播政策進入執政者視野

最早是1967 至1973 年，教育部下設文化局，位階雖低，但執掌與現在的文化部，幾乎相同，且其首長僅有一位（王洪鈞），並且來自於新聞傳播的專業。相較於新聞局長從1973至2012年有23位，且負責宣傳（需要傳媒配合），又有權規範傳媒，致使角色存在衝突，完全不同。文化局年代，也是台灣第一次要就廣播電視立法，並且有意調整生態，引入歐洲公共廣電機構的時候，如楊秀菁的博士論文所示。雖然，彼時仍在戒嚴，若引入，是否能如人意，可能無法樂觀，但也許仍有機會如同南韓，其軍權年代擴大的公有傳媒資源，日後隨民主化的進展，已向自由多樣與平衡的價值靠攏。

第二次起自1970年代晚期，在新竹開辦科學工業園區，其後並創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之外，政府面對四處竄起的「第四台」，面臨兩個選擇。一是如同英國，宣稱要以「娛樂帶動革命」，讓廠商投入更多的影視節目及電子隔空服務，求使傳播含內容產業的發展，能夠納進公權力引導的路徑。二是把新科技視如蛇蠍，把第四台當作是鬆動資訊控制及教化的威脅。因此，行政院當年一方面在短暫數年期間，就已投入三千多萬台幣，翻譯與研究海外成例，編纂十餘冊文獻，他方面新聞局四出剪除業者的線路，並不手軟。兩個方案並行至1983年初春，因行政院長孫運璿中風、負責有線事務的政務委員費驊車禍身亡，致使力主前項選擇的經濟幹員的力量，頓失依託，公權力從此壓制而不是規劃有線電視的發展。

孫運璿離職之後，先前他在1980年首次提及、亦可說是文化局的提議之後，政府再次表示，我國當有第四家無線電視台，並且是要「公共」為之，也就沉寂。公視的建設，要到解演以後的1990年代，才告再起。

政府怠惰、社會壓力不足，發展公共媒體仍是未竟之業

第三次是，在英國與中國大陸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政府認為我國有機會取代香港的部分經貿活動，於是從1993年起，推出「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次年並將媒體納入。其後，行政院委外的相關傳播研究案至2000年，超過十種。不過，「亞太媒體中心」的提案，一開始就遭質疑，至中央行政權首度輪替後，壽終正寢；民進黨入主的文建會，另提「文化創意產業」作為重點，國民黨在2008年回取政權後予以承繼，並在2010年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設定了2019年底「文化內容策進院」的創制。但是，儘管民、國兩黨難得相同，都是環繞文創說話，但兩黨也同樣對於文創事業當中，文化與經濟成分最高的影音內容及其制度，沒有提出正確的作為。

比如，行政院在1990年的規劃，公視的年度預算是六十億，現在當超過百億，實則如今一年僅編列九億，雖然每年另有取自有線訂戶的經費與政府特別預算及民眾捐贈，但額度低且不穩定，勢將折損資源的使用效能。這個現象所暴露的政府苟且與不負責任，同樣表現在政府未能善事處理華視的轉型工作，對於原民與客家及「台語」頻道（民間可這樣說，惟作為政府代全體人民出資的該頻道，「台語」之名也許並不妥當）以及國際傳播，當與公視有些什麼關係，行政院似乎沒有定見，這是尊重主管部會的專業意見嗎？或者，這是放任各自的本位主義，使得彼此的資源共用與綜效發揮，打了折扣？

由於政府編列給公視的預算，第一年是12億，至第三年就是9億。其後年度若要超過9億，就得另立名目。照片授權：CC BY-SA 3.0 (Solomon203)

公視的年度預算如今一年僅編列九億。照片授權：CC BY-SA 3.0 (Solomon203)

民進黨政府主動提出「文創說」，但對於擴大公共電視（最初是一個頻道，現在有八個）之議，以及因前者而來，有關華視資產（價值數百億）及其轉型，民進黨也許應該說是半主動。這就是說，陳水扁競選總統期間提出的「公民社會的傳播媒體政策藍圖」起了頭；其次是21所大學院校在2000年底成立「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訴求「反對徹底私有化、台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無線電視民主化」，加上其後的遊說與多種出版品；最後是，青壯派民進黨立委的付出並結合在野黨，共同用力，遂能讓擴大公視之議通過納進華視而開展。

雖然排上議程，但政府怠惰、社會壓力不足，二十年前的訴求，今日尚未完全落實。然而，環境今非昔比，更需要傳播政策，政府未必不會繼續怠惰，社會若不想方設法，敦促政府回應，傳播環境難道會自行改善，走向正道？並無可能。這就使得我們必須考慮，是否應該有個起點，如以2024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為目標，及早準備？

媒體改革運動的長期努力

「媒體改造學社」（媒改社）成員另有社團，從2010年起，至少推動《新聞業的危機與重建：全球經驗與台灣省思》、《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等五本文集的出版。媒改社在2011 年入秋後，聯合「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臺灣新聞記者協會」，以及「傳播學生鬥陣」，一起參與「我要好總統連線」，針對參選中華民國第十三屆總統的三組主要候選人，準備了四套傳媒議題，次（2012）年並出版《豐盛中的匱乏：傳播政策的反思與重構》專書。2013年媒改社、媒觀及傳學鬥再提〈《廣播電視壟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我們的共同分析與看法〉。2016年則在《傳播、文化與政治》期刊第三期，推出「文化與媒體政策倡議書」。

先前的這些論述與主張存在至今，其紀錄與價值不因公權力是否吸納而消失。這個認知，原本是所有從事社會更新的人，會有的認知與準備，這是盡人事、日日新、滴水穿石的自我提醒與惕勵，人若不自助，天意也枉然，天助自助者。

現在，媒改社與關注民主的人仍可努力，或許願意開始共謀，規劃未來三年的重要工作，提出「2024傳播政策」？這是量力而為，也是策進自勉。容請提出拋磚引玉的想法，暫以「兩年串連，一年推廣」，說明如後。

「媒體改造學社」（媒改社）成員另有社團，從2010年起，多番提出傳播政策的論述與主張，存在至今。

串連有心人，眾志成城擘劃「2024傳播政策」

回顧過往，包括規模最大的「公民社會的傳播媒體政策藍圖」，從撰寫、修訂再到推廣，前後的時程都在數個月至一年多之間，不算太短，但也不能說是充裕。確定的是，參與者討論相關文字的時間不足，內中的主張及細部論證，乃至彼此或有並不一致的地方，未必得到疏通。更值得注意的是，相關文書雖然出版了，但熟知這些主張的人力並不足夠，若說要推廣，限制就多，致使外界少有機會聞問，遑論共鳴。這些傳播政策文書所要訴求的人，可以分作四類。第一類，其（未來）工作與傳播政策直接相關的人，又可分作三種，一是媒體社團如媒改社、媒觀、記協及媒體工會等等，二是高校傳播科系師生，三是目前涉及各種傳播內容產製流通的人。第二類是從事民主改革，也就必然關注傳媒的社團與人士。第三類是行使公權力的行政與立法人員。第四類是前三類以外的社團與社會大眾。

有心人若能在短期之內開始綢繆，期以三年，第一階段先以兩年「串連」，第二階段就是「推廣」一年。

串連有前後之分，前半段研擬彼此都能同意的政策主張及其細部推演，並且在此期間，先行納入第一類的第一種社團與人，在內部以讀書會、（線上/線下）討論會的形式，讓參與的人在形成這些共同主張的過程，熟悉彼此也推敲政策內涵，這就等於是同時為後續的推廣工作，完成自我培力與成長的工作，也蓄積了足夠的人力與精神。到了後半段，投入第一階段前半段的人與社團，現在已有能力，能與第一類的第二與第三種人，以及第二類人，開始聯繫與溝通，或者，有時這會是說服與修改原有的政策內涵。

第一階段雖是兩年，也分前後兩段，但未必是前段、後段一年，而更可能是前段耗時會長一些，後段短些，比如，也許半年或再少些。

有了第一階段的工作成果，具體的政策內涵與文字，也就成形，甚至出版了。此時，就是向第三類與第四類人「推廣」，前階段已經知悉的第一與第二類人也能扮演推廣的角色，雖說彼此參與或負責的程度，多寡有別而輕重不等；比如，第一類三種人的學習或工作，既然與傳播直接（潛在）相關，可能會多些。進入推廣之後，已經成形的政策主張與文字，雖然仍有可能修正，惟應在第一階段，就先設定需要在滿足何種條件下，方可予以調整。推廣的工作形式，從面對面遊說、說明，以及參加公聽會、記者會、講演、座談，撰寫學術論文或通俗文字於傳統或新媒體發表，或通過自媒體對外發送，都可採行。發表的內容固然因人而異，可以各適其所各自發揮所長，但在第一階段時，有心人與社團，自可先行準備若干「套餐」，長短不拘而影音圖文皆可，只要傳達的意旨相同，不拘表達形式，若有，以此提供願意投入推廣之人，或作參考而改作，或是直接使用，應該是很合適的作法。

當然，第一與第二階段的二分法，只是權宜之說，實踐的過程是整體運行，哪個階段需要多些時間，哪些工作又可以縮短，仍將在運動中調整，並不礙事。緊要的是，「2024傳播政策」會有哪些內涵？有沒有足夠的有心人，願意啟動這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