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週四, 十二月 10th, 2015

媒體併購案不只是他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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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DMG娛樂集團行政總裁Dan Mintz。截圖自洛杉磯時報網路版

文/戴瑜慧

2008年底，蔡衍明3天之內火速回台收購中時集團，此後中國對臺灣媒體影響力的擴張，成為臺灣近年最主要的社會爭議。此前美國DMG集團的東森電視收購案，成為最新一筆，只是這回涉及的資本家從黃面孔的臺灣資本家，換成白皮膚的美國紐約客Dan Mintz。此舉亦顯示中國的海外媒體擴張策略，除了中國國營媒體的海外擴張外，也同時透過中國私營資本家以及海外侍從資本家作為代理人，透過三重戰線，進入不同領域的海外媒體。

紅色資本的媒體經營爭議

萬達集團總裁王健林(攝於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Dalian 2009)

1978 年底，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經過20 多年的發展壯大，中國在千禧年高調宣布走出去。2000 年，江澤民就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走出去政策」，更在2002 年中共十六大「第十個五年計畫綱要」中正式寫入「走出去戰略」。同年，中共中央黨校針對如何介入國際傳媒提供政策建議。指出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邏輯反而是中共可以善加運用的機會，因為只有資本可以穿梭國界自由流動，故可透過尋找資本代理人的方式持有他國媒體。

2008年北京奧運聖火抗議事件，讓中共顏面喪失，認為是西方媒體對中國有所偏見。此後中共密集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對海外媒體的擴張採取激進擴張的手段，包括進行海外媒體的併購。例如2010年華盛頓郵報出售新聞週刊(Newsweek)，中國的南方報業集團就興致勃勃的參與競標。但中國國營媒體強調媒體是政黨喉舌，出面收購美國知名老牌媒體，著實引人側目。《野心時代》的作家，知名記者歐逸文(Evans Osnos)當時就在紐約客的專欄上寫道，「目前為止，這樣的交易，還是難以想像的」。中國國營媒體出面收購，爭議過大，使得媒體併購案不易成功。爾後與中國相關的海外媒體併購，見到的就多為中國資本家或與中國政府交好的海外資本家的身影。例如2012年美國第二大電影院連鎖集團AMC，就由中國首富王建林和印度首富阿姆巴尼聯手收購。

東森電視收購案爭議

近期傳出收購東森電視的Dan Mintz是美國娛樂影視界最知名的中國通。他早在1993年就移居中國，熟悉中文，並和有解放軍背景的肖文革和吳冰組成金三角，成立DMG集團。早期DMG集團以廣告行銷為主，也是推動福斯汽車在中國高市占率的推手。面對各方請教經營中國市場的秘訣，Mintz的座右銘是「關係以及中國元素」(access & relevance)，要和對的人搞關係，以及要重視中國元素。例如2013年DMG推出《鋼鐵人3》，就安排中國演員王學圻和范冰冰軋上一腳，以及動用中國政府的關係，讓小勞勃道尼得以在紫禁城拍片。對於收購東森電視，Mintz也很清楚做為外國人出面收購的優勢，「如果是中國人與中國公司要買，那不會成功。我不是中國人….所以我覺得可以成功」。

肖文革、吳冰、Mintz成立的DMG牽線中國地景與商品置入《鋼鐵人3》及《變形金剛4》等好萊塢電影

中國先生Mintz的信心，反映出臺灣媒體產業對於外資進出套利的低度設防。由於媒體產業關乎一地的政治民主與多元文化發展，各國莫不透過政策法律制定，避免其淪為投機資本炒作對象或是遭致外來資本壟斷把持。然而臺灣政府在19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後，就不斷放開法令限制，放任資本穿梭。例如有線電視法對外資的規定就從1993年的「外國人不得為有線電視之股東」一路放寬，到2001年將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系統經營之股份的上限提高至60%。臺灣有線電視系統產業也自1999年後成為私募基金炒作的對象，凱雷集團就在1999年進軍，以2億美元買下臺灣寬頻，2006年以9億美元賣給澳洲麥格理，7年內獲利7億美元。

2006年底，凱雷以50億向王令麟買下東森媒體科技，等到今年以195億脫售。9年的光陰，外資狠賺近150億台幣的暴利，而臺灣社會、從業者與電視產業卻得承受資本套利的惡果，眼睜睜看著擁有者為了追逐最大利潤，大量進口海外節目填充時段或是以低成本、高重複、缺乏創新性，甚至以秀下線的羶色腥題材刺激收視率。相對韓國、中國持續成長的電視產業，臺灣則陷入產業萎縮、品質低落的惡性循環，從業者難以發揮才能，觀眾難以從中汲取更深刻豐富的精神生活，公民社會則缺乏良性的公共討論空間。

行政怠惰引發的信任危機
臺灣政府對資本操弄法律的無能表現或是放縱迴護，亦使臺灣社會對政府監察能力產生信任危機，引發社會爭議。例如DMG收購東森一案，當中有幾處備受質疑。

首先是DMG交易案的法律代表，竟是負責督導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行政院政務委員蔡玉玲，跟她夫婿李宗德所經營的理慈法律事務所。面對質疑，蔡玉玲的回應是她已經退出事務所的運作。此種想要輕輕帶過的態度，更讓社會質疑其面對爭議的誠意不足。特別是配偶之間有共同財產，當中的利益關係，實非此等說明可以釋疑；

其次，目前DMG對臺灣政府同意併購案有高度的信心。主張此案是Dan Mintz的個人投資，並強調DMG和中國毫無關係，因DMG去年在中國上市進行業務分割，中國部分已屬於另一家公司印記傳媒。但名目分割掩蓋不了當中千絲萬縷的實質關係，此種撇清態度讓社會對併購案在無從討論的資訊黑暗中更添疑慮；

其三，當代金融資本主義的一大特色就是公司善用各式金融工具或離岸公司等設定，遊走合法非法之間。因此這些灰色空間的釐清，如同追稅一般，相當程度依靠行政司法機關的積極性。而今DMG的說法與蔡玉玲的解釋，都是一種四兩撥千金的姿態，想要輕輕略過臺灣社會的質疑。而這種自信態度恐怕與過往行政機關的積極不作為姿態亦有關係。

守護公共空間　鬆垮的管制法規須再重整
19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推行，削弱降低對資本的監察管制能力，使其更易穿梭國界與擴張影響力。對資本不設防的門戶洞開，如同降低體內免疫系統，讓不管是短期套利的外資或別有政治目的，都更易穿透進入。今東森電視併購案是重要機會，讓臺灣社會重新檢視現行鬆垮形同具文的法規，以及對資本無能檢視的行政當局。

此外，更是時候反思更深層的資本霸權意識形態，在此宰制體系下，資本取得唯一正當發言權，人們只能無力的感嘆「人家就是買得起，我們能拿他怎樣」，勞動者只能坐視自己的未來和血汗灌溉的媒體聽任轉手。但這個獨尊資本的霸權體系，無法取消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囁嚅吶喊著，「明明這間媒體的天下是我們打出來，為什麼曾經苦心經營的人只能束手無策」、「電視節目的好壞影響我們的生活，但為什麼無權決定我們的精神空間」。

資本獨尊的體系讓反抗者暫時找不到適當的語言，「反中」、「反對黑心資本家」或是鄙夷沒學問沒衛生還硬要插手文化事業的大款，這些理由都是真實情緒的浮現。但在看見情緒之外，更可進一步思尋如何解構當前放任資本獨裁的體制，重構賦予勞動者和公民社會介入發言與參與決策的機制。例如併購案資訊的透明化、行政人員是否利益涉入的公開調查、媒體勞動者的參與決策權、社會意見的徵集與調查，乃至媒體執照的給予應經過一定的社會的評鑑。

唯有讓人民對媒體公共空間的發展重新取得發言權，才能制止這些年來媒體在各色各大資本之間反覆轉手，引發社會疑惑不安，損害媒體從業者權利的亂象。